佛山，宛若一块双面绣，过去1000多年的岁月里，是岭南文化、手工业重镇，曾享有中国四大名镇之誉；而在过去的40多年里，它又矗立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它的这一头，铸造了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万亿经济体量的工业辉煌；另一头，依旧是田连阡陌、青砖褐瓦，耕读传家的岭南古韵如丝如缕，深远绵长。
祠堂，是重读这一块双面绣的最好载体。今日之祠堂，动辄需要数百万元甚至超千万元才能完成修复、重建，置之于农耕社会时代，这项工程更是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作为支撑，同时有赖于一定的政治地位作为依托。明清两代，一大批广东籍人士如陈白沙、梁储、方献夫、霍韬、庞嵩等登上历史舞台。庞嵩提出“小宗祠之制”，霍韬则整合、重构宗族的组织模式，岭南文化从此多了一座座碑铭式的祠堂。
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走进佛山人的祠堂，没有翻阅那衔接先民与后人的族谱，没有触摸过那无言静矗的旗杆石，那么，就难以明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有多厚重，文化有多繁荣，那时代的回响有多洪亮，那乡愁与乡情，又是怎样的深婉缱绻。
时代之见证
要说佛山的祠堂文化，不妨先追溯它从何而来，因何而生。这不单可以钩稽一个族群兴衰的见证，甚至可以窥见古代宗法、堪舆、建筑、文化乃至基层治理的斑驳遗迹。
明清以前，普通百姓不能祭祀始祖，因为奉祀的世代越高，意味着身份越高。故此，祠堂只是相对于“皇统”大宗才存在的祭祀制度，普通民众乃至官宦人家只有所谓的“家庙”，此所谓“庶人祭于寝”，但家庙最多供奉四代先祖，这一规定在宋代朱熹的《家礼》中有明确记录。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直到明代嘉靖皇帝以小宗入大宗，掀起了朝野震荡的“大礼议之争”，这一历史事件最终带动民间礼制的改革，此后，民众与官宦人家均可奉祀始祖——宗祠、支祠便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产物。同一时间，朝廷有意利用宗族力量作为政权在农村基层的延伸，于是大力提倡修族谱、建宗祠。建造宗祠之举逐渐在全国盛行起来。
此外，中央政权加大岭南地区的开发，明清两代，岭南地区文风鼎盛、科甲连绵，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得民间祠堂被赋予追终慎远的敬天法祖功能，同时成为维护农村宗法社会稳定的重要载体。如今，岭南地区所见的祠堂，不但大体上保留着明清风格，同时也延续着过去的种种功能。
白坭陈氏大宗祠，以及祠堂内所珍藏的《白坭陈氏宗谱》，为后人钩稽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楔子。
陈氏大宗祠位于三水区白坭镇祠巷村，其四进制规格在岭南十分少见。这一座祠堂落成于明代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前后经过6次重修，在509年后的今天，其建筑面积仍有3000多平方米。祠堂正门对开，有数十块旗杆石；祠堂正门，高悬明代硕儒陈白沙所书的“陈氏大宗祠”五字牌匾；祠堂第二进，建有接旨亭；祠堂第三进，青砖石壁上高悬白坭陈氏族人自开村始祖陈规以降，共30代人的世系图。
合共17册的《白坭陈氏宗谱》，完整地记录了700多年来陈氏始祖陈规南下避战祸、经珠玑巷迁白坭，于此繁衍生息的全过程以及规范家族道德秩序的族规、族约，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范本。
南宋末年，为躲避元兵，大理寺评事陈规率家人往南方迁徙，最终在西江边上的祠巷村开村。祠巷村东连樵北涌内河涌，西连西江主航道，加上西江流域肥沃的冲积土，陈氏族人很快人丁兴旺，积攒起丰厚的财富。
白坭陈氏第9代族人陈冕，师从陈白沙而号称“高弟”，师徒俩情笃意厚。陈冕壮年去世，陈白沙为之扼腕，他不仅亲临吊丧，更写下《祭陈冕文》和《墓铭》。
从人文历史的角度看，建造陈氏大宗祠的陈氏族人，其开村始祖陈规官至大理寺评事，家学渊源深厚，为后世接受理学熏陶埋下了伏笔。陈白沙曾经在西樵山和三水讲学，陈冕先在肇庆庠求学后拜在白沙先生门下，二人的交集，直接印证了当时理学在西江流域的传播。
从农村宗法社会的角度来看，从2014年起，陈氏族人根据《白坭陈氏宗谱》的记载，恢复了中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捧银和添灯等仪式。围绕“德孝”“礼义”而打造的家风家训馆，集中展示了新修订的《陈氏大宗祠家训十六条》，如：学文者，不操纵文章文字搬弄是非；为官者，不仗恃权力欺压他人；行商者，不欺行霸市；催征租税者，不迫害良民等。
这是后人对先贤陈白峰的致意。历史上，陈白峰修订家规40条，劝善惩恶，家庭肃然，宗族数百人欣然向化。这得到了当时两位侍郎的嘉许，并推广至广东（十郡）全省学习。两位侍郎还批复：俾为善者知其所劝勉，而弃礼玩法之徒有愧心焉。
一言以蔽之，佛山祠堂，是一姓之所系，更是时代的见证。
历史之余音
空梁王谢迷飞燕，海市楼台咒夕阳。过去之祠堂，带着与生俱来的祖先崇拜与维系族群的历史使命。今日之祠堂，仍在不断播衍与求变中接续。
按照潘谷西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分类，佛山现存的传统建筑种类包括居住建筑、礼制建筑、宗教建筑、教育建筑、娱乐建筑、园林建筑、标志建筑等。佛山的礼制建筑基本上是祠堂建筑，且代表了佛山传统建筑的最高水平，我们不仅可以将其归类为“祠堂建筑”，同时，我们还要将目光放于明清以来佛山特殊的历史机遇，祠堂建筑兼具宗教、教育、园林、标志，乃至娱乐功能。
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历次先民南渡多是为了躲避战乱。嘉靖年间，旧的限制被打破，官民百姓皆可奉祀始祖了。自此，那一本本留下来的宗谱，那一座座塌了又重修的祠堂，成为慰藉这一情愫的精神纽带。
在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澜石社区石头村，有着该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祠堂群——霍氏家庙祠堂群。霍氏家庙也称霍氏大宗祠，始建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从只有1座家庙扩建成4座并列的大型建筑群落，霍氏大宗祠前后共经历了34次修葺。与白坭陈氏族人一样，石头村开村始祖霍氏三兄弟也是在南宋末年从南雄珠玑巷迁至石头村。
但这一组祠堂群之所以独特，是因为霍氏一位先贤，他与数十公里之外的理学名山——西樵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钩稽它的过去，触动的是一个时代的回响。
公元1514年，大明皇朝正德九年，南海县一个名叫霍韬的27岁青年在会试考中第一名后，获得提名候补资格并回乡结婚。尔后，这个青年到西樵山刻苦读书。同一时间，湛若水、方献夫等人亦相继入栖西樵山，三人先后建立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石泉书院，以及四峰书院。后来，云谷、大科、石泉、四峰书院影响力日增，从明代“四大书院”到清代“三湖书院”，都有大批名儒贤才先后汇聚西樵山听学、讲学，西樵山成为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名山。但得益于书院文化的浸淫，“致君饶舜上，再使风俗淳”一直是岭南学子胸怀邦国、经世致用的追求与理想。
在7年后的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暴亡，其堂弟、年仅14岁的朱厚熜继位为明世宗。这是明代第二次小宗入大宗，不久，长达3年的“大礼议之争”爆发。
在此期间，霍韬写下《大礼议》，并因支持年轻的帝王而与方献夫等人“咸获登用”。“大礼议之争”以明世宗钦定大礼而宣告结束，它标志着年轻的新皇掌握了政权；同时，它还是当时异军突起的陆王心学与被奉为官方正统的程朱理学的交锋。
当时，霍韬与众多岭南名儒所拊膺的，正是陆王心学一脉。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百年间，是岭南儒学史上天才学人成群结队到来的时代。丘浚、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霍韬、方献夫、薛侃等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陈白沙开创的白沙学派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经其高弟湛若水阐扬光大后，成为与王阳明的“浙宗”相颉颃的“广宗”。
随着岭南理学的兴盛，以及祠堂文化之风的普及，有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的宗族群体开始大兴土木，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有载：明世宗采大学士夏言议，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又如先贤所说，治天下之至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堂。
斯世长风雨，此间踏青祠。这些祠堂，见证着农耕时代一个个聚落与城镇的发展，也述说着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落幕。
佛山传统建筑代表作
佛山现存的传统建筑中，祠堂数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大部分祠堂建筑的保存质量在众多类型建筑中亦为最好的。因此，祠堂建筑成为佛山传统建筑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佛山每个村落、每个族姓都有其代表性的宗祠，这在全国范围内也少见。宗祠见证了宗族的兴衰，亦对宗族有凝聚的作用，是佛山独特的文化现象。
佛山传统建筑讲究“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理念。佛山很多传统建筑因地制宜，依据环境的不同而改变朝向，如三水大旗头村的祠堂群，是东西向布局，风水塘位于东面。佛山传统建筑多为顺坡而建，前低后高，很有气势，与“步步高升”寓意相吻合。即使是在平地上，亦通过台基建成每一进向上抬升的格局，如石头霍氏宗祠祠堂群。
佛山传统建筑在明代已形成比较统一的形制，但又不拘泥于格局形制，众多的祠堂、庙宇、宅第都是按照地形地势、本族群所需，灵活地建造。因此虽然有众多的“广三路”或三间三进格局祠堂和庙宇，却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
原标题|佛山祠堂钩稽 | 斯世长风雨 此问踏青祠
策划|莫凡、范银燕
撰文|佛山日报记者杨立韵
绘图|区鹏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