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魏杰，清华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外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流量分析、市场经济研究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曾任多家企业及政府机构顾问、多家学术刊物的顾问与编委。著有《中国经济之变局》《崛起中的磨合》《转型中国》《中国企业战略创新》等有影响力的著作，在《经济学动态》《中国人才》等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全国图书一等奖等全国性大奖。1992年获评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也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制造业既面临来自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挑战，也迎来全球价值分配体系在动荡中重构的战略机遇。如何应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市的佛山必须思考的问题。对此，清华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接受佛山日报理论周刊记者专访，分享其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为佛山制造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1、补齐短板要做到有进有退
如果搞科技创新都是穷人，那么谁也不愿意去创新，要让科技创新者能更多地分享到他们所创造的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理论周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制造业面临哪些新挑战？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
魏杰：此前我到许多制造业企业进行调研，他们普遍担心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制造业某些零部件进行断供。为什么我们怕被断供？因为目前我国制造业还有着非常明显的短板：第一，高端发动机，如飞机发动机等我国仍相对落后。第二，在材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第三，数控机床，目前数控机床很多零部件我们仍无法生产。第四，生物医药，一些常见疾病的关键药物我们仍然无法生产。第五，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硬件，比如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仍有所欠缺。这五个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制造业发展，我们必须补齐这些短板。
要补齐短板，最核心的举措是技术创新，而要进行技术创新，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第一是加大资金投入。没有资金投入就没有科技创新，要尽量保持每年科创资金增长率不低于7%。第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建设现代化实验室、科创中心等。第三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如果搞科技创新都是穷人，那么谁也不愿意去创新，而这需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改革，让科技创新者能更多地分享到他们所创造的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第四是加强基础性研究。没有基础性研究，技术创新将举步维艰。做好这四个方面，就能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巨大压力。
除了补齐短板外，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向更绿色、更智能两个方向升级；还要深化改革，给制造业背后的企业阶层带来良好的发展预期；还要建立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尤其防止“十四五”时期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要解决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问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短期内我们还应根据形势，适当调整与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关系，不要僵化，不搞对抗，要做到“有进有退”——在一些企业短板方面我们坚决不能退，但在有些方面可以适当“退”一步，以保证企业进一步发展。长期而言，要解决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难题，归根结底还是得靠自我技术创新。
2、寻找新动能怎么更绿色更智能？
随着产业升级与转移，佛山可更多扮演技术研发地或是企业总部的角色。
《理论周刊》：您刚刚提到制造业转型升级要向更绿色、更智能两个方向发展，结合佛山现有产业优势，对于佛山制造业向这两个方向转型，您有何建议？
魏杰：佛山的主要产业为家电、家具、陶瓷等制造业，要向更绿色的方向发展，这些制造业的某些环节不一定要留在佛山，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调整进行适当地转移，以减少佛山环境治理的压力。我们知道，工业的集中必然会给本地带来较大污染，而将部分环节转移到工业较少的地方，在减少本地环保压力的同时，由于接受转移的地方一般本身碳排放总量少，某种程度上能淡化污染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要使制造业变得更绿色，关键还是要靠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排放问题。随着产业的升级与转移，佛山可更多扮演技术研发地或是企业总部的角色。
制造企业推进智能化生产最直接动力是人力成本的上升。从产品智能化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人工智能传感器的技术尚不成熟，较为复杂的智能化还难以实现。相较之下，佛山的主要产业，比如家电等“更智能”的成本并不高，所需要的技术，如芯片的制程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因此在推进制造业“更智能”方面，还是拥有比较广阔的空间。
《理论周刊》：除了已有制造业的转型，佛山也在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此您有何建议？
魏杰：目前佛山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消费类产品上，包括家电、家具等涉及“吃穿用”产品，接下来要往高端方向发展，可重点关注几个新技术或新产业。第一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既可用于产品，也可用于为企业提供服务。目前佛山制造业已有这方面的实践，接下来可以将其作为重点来发展。第二是新材料，制造业对于材料的需求很大，如果能在材料方面有所突破，对于佛山制造而言意义重大。第三是生物医药。虽然目前佛山缺乏这方面的基础，也与佛山的制造业并非直接相关，但推动生物医药落地与发展对佛山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了从生产的角度进行产业升级，佛山还可以以投资的角度进行探索，特别是针对新型战略型产业。比如对于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佛山虽本地不具备优势，但是佛山企业可以作为投资方，投资我国西部地区的太阳能、风能等产业，这也是对新产业的另一种布局。
3、数字时代须高度重视数据价值
数字经济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的一种可增加附加价值的经济。
《理论周刊》：近年来许多新兴产业都与数字经济或数字技术有着或大或小的联系。您认为在数字化的大潮下，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大火，对于制造业而言有何影响？
魏杰：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没有单纯的数字经济，它是各种经济背后的一种规律性的描述。某种意义上，数字经济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的一种可增加附加价值的经济。
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制造企业对于“市场需要什么”“客户在哪里”这两个重要的信息掌握程度不高。而进入数字时代，企业生产的每一个产品被销往何处、运行状况如何等都可以便捷、快速地掌握在手中，为企业的生产制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空调为例，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可掌握用户使用的年限、使用情况，以此预测有多大的更换需求，为企业的生产提供支撑，减少生产脱离市场需要的风险。同时，在零部件的更换维修上，也能通过数字技术了解哪些零部件更容易坏，多少已经到了需要更换的时间等，以提前布局相关零部件的生产与维修人手安排。以上种种，是数字技术服务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最重要意义。而在数字经济的范畴内，这些数据自然也成为企业的一种商业机密，一种财富。所以，佛山制造企业要高度重视这些数据，不能只管卖了多少产品，而对于产品卖给谁、有什么样的反馈一无所知。制造业离不开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也离不开制造业，要做好两者之间的融合。
4、制造业升级如何深入现代制造业分工协作体系？
像佛山这样一座拥有较强制造能力的城市，不能只服务于消费产品的生产，还应该进入更多层面、更深层次的分工协作。
《理论周刊》：佛山作为制造业大市，应如何抓住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战略机遇？
魏杰：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是分工协作。像佛山这样一座拥有较强制造能力的城市，不能只服务于消费产品的生产，还应进入更多层面、更深层次的分工协作。比如大飞机与高铁，一架飞机零部件超600万个，高铁则超40万个，而其中大部分零部件都来自全球采购，佛山能否利用制造业优势，进入这些产业的分工协作？哪怕是佛山已有的优势产业——家电，也不必拘泥于家庭使用范围，可以生产飞机上的“家电”或高铁上的“家电”。
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目前佛山的受制于人、被“卡脖子”的问题尚不突出。短期而言，佛山的产业链供应链所面临主要问题是如何进入新业态，进入整个现代制造业分工协作体系。目前现代制造业主要有大飞机、高铁、数控机床、特高压输变电等，佛山制造可重点考虑进军这些产业的分工协作体系。比如，当前一些现代制造业的某些环节正使用陶瓷工艺替代一些传统的工艺，这是佛山陶瓷产业可以进军的新方向，不能只局限于厨卫。如何将现有优势产业向更多方向推进，是当下佛山制造业升级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理论周刊》：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进入新产业的分工协作体系，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与资金，但这对于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而言并不容易。当下小微企业应如何调整经营战略，以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魏杰：小微企业主要有两种发展思路，第一种是生产或服务于最终产品，即自己生产某些产品或从事某项单独服务。第二种思路是进入分工协作体系。目前的社会分工协作体系已非常完善，小微企业要单独运行很难，在产业与发展模式选择上，小微企业要根据自身条件做好选择。
政府层面也要帮扶小微企业的发展，而最重要的手段是减税。目前我国税收主要有所得税与增值税。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简而言之，就是赚了钱再交税，而增值税是一种行为税，有“行为”就要交税，而小微企业往往“行为”很大，实际赚得很少，因此许多小微企业交税压力很大。目前许多地方也都通过提高交税起征点等方式来降低小微企业的交税压力，但是这个起征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比如规定月收入低于10万元不用交税，但实际上目前许多小微企业月收入都超过10万元，因为若是连该标准都达不到，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若将标准设定为此，则大部分小微企业无法享受优惠，也就失去了减税的意义。更进一步，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取消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只交所得税。此外，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也推出一些融资优惠政策，但税收始终是解决小微企业经营困难问题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原标题：高端访谈|清华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
全球价值链重构制造业如何找准价值创造新方向？
来源|佛山日报
文|记者林润栋、刘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