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蔡昉：激发制造业新活力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共舞”

专家简介：

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和贫困等。著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等。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人口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总人口比例18.70%，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掣肘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坚持实体经济、制造业不动摇的佛山，更加需要警惕并积极应对制造业“未富先老”以及比较优势丧失等问题。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接受佛山日报理论周刊记者专访时指出，要进一步激活制造业，就必须通过“创造性破坏”不断提高生产率；探寻新的比较优势，挖掘传统比较优势还存在的潜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吸引劳动力，并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人口老龄化给制造业带来哪些挑战？

进一步的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将影响供给侧的能力，传统比较优势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将影响消费需求，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来自需求侧的冲击。

理论周刊：当下，我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难题。人口老龄化给实体经济，特别是给制造业带来哪些挑战？

蔡昉：实体经济是比较宽泛的概念，但制造业始终是实体经济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要稳住实体经济，就得先稳住制造业。过去十几年，我国的制造业占GDP比重一度超过30%，2006年之后逐步下降，如今约为27%。统计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一万两千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大部分在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时制造业占比开始下降。但我国还暂时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就已经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的情况，因此我国制造业带有“早熟”的性质，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

为何会“未富先老”？人口的老龄化是影响因素之一。

2004年，我曾调研过珠三角地区，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将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涨，传统的制造业优势逐步消失。实际上，珠三角地区在2010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后，开始出现负增长，劳动力出现短缺，传统比较优势也就相对减弱，潜在的增长能力也随之下降。在没有获得完全新比较优势之前，出口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比重的下降、贸易依存度的下降，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暂时未受到需求侧的冲击。但在不久的将来，当我国总人口达到峰值后，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将影响供给侧的能力，传统比较优势消失。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就是消费力，在其他消费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也就意味着消费的负增长，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来自需求侧的冲击。

面对“未富先老”，如何激发制造业活力？

我们要进行创造性破坏，即不保护传统的、没活力的产业，淘汰低生产率的企业，去掉不再有发展前途的岗位，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劳动力与资本的积累来驱动经济发展。

理论周刊：在人口老龄化以及制造业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您认为如何进一步激发制造业的活力？

蔡昉：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结构性、长期性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周期性的宏观政策能解决的。因此，除了生育政策、延迟退休等应对措施外，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与老龄化“共舞”，在新的人口转变阶段、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一套适应的办法与发展战略。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要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劳动力与资本的积累来驱动经济发展。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而这个环境的营造，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破坏——不保护传统的、没活力的产业，淘汰低生产率的企业，去掉不再有发展前途的岗位。当下，许多地方出于维持就业或是保持地方税收的目的，对一些企业实行补贴与保护政策，但这些企业往往既没有恢复过来，也没有退出市场，变成了僵尸企业，反而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破坏”是对于企业而言，对于“人”则要保护好。因为只有在社会层面上保障“人”的基本生活，才能更好实现对当地企业的“破坏”，才能提高生产率，才能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因此，社会政策的托底非常重要。

当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短时间内是不可逆的。因此，提高生产率，探寻新的比较优势，赢得新的竞争地位的紧迫性较强。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十四五规划，都强调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无论是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还是其他方面的创新，核心都是提高生产率。生产率上去了，发展就是高质量，也就更能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制造业“未富先老”的挑战。保持住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防止生产率下降，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支撑，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理论周刊：目前佛山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对于佛山应对制造业“未富先老”，保持制造业比较优势，您有何建议？

蔡昉：佛山是一座制造业大市，制造业是佛山传统优势。除此之外，包括佛山在内的珠三角地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始终在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性上保持高度开放。人才、技术、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无论来自天南地北，都能为其流入排除各种各样的制度性障碍。也就是说，珠三角地区有全国的劳动力与人才供给作为其制造业发展的后盾，而人才与劳动力恰恰是保持制造业活力的重要因素。体现在人口上，比如佛山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常住人口大约各占总人口的一半。而在国际上，比如新加坡也约有40%的GDP是由外籍人员所创造。所以，吸引并保持外来劳动力的输入，是长期保持制造业比较优势，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当下，佛山这种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体制优势，不仅要保持，还要再深化，要进一步去除户籍制度的障碍，让更多非户籍常住人口能够成为佛山市民。

珠三角城市如何重新获得新的比较优势？

尽管部分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了，但产业配套能力、技术的来源以及人才的聚集是珠三角城市新的比较优势。

理论周刊：您刚刚提到，珠三角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传统比较优势减弱。那么，包括佛山在内的珠三角城市应如何应对？

蔡昉：包括佛山在内的珠三角城市，乃至沿海地区城市，都要进一步拓展自身比较优势，探寻新的比较优势，挖掘传统比较优势的潜力。

当下，国际贸易已经从过去单纯产品贸易演变成价值链贸易。现在很难说某个国家具有生产某个产品的比较优势。比如苹果手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没有一个厂商可以说自己具有生产苹果手机的优势，只能是具有生产苹果手机某个部件或是某个环节的比较优势。当下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国在这方面的优势之一，是拥有世界上最全的产业分类，而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不同的生产要素里我国都存在有比较优势的环节，紧紧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当中，因此，任何恶意的脱钩都不会那么容易，这是我国制造业新的优势。我们需要系统地画出产业链的图谱，并研究“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在哪，然后据此提出攻关需求，在全国层面寻找科研力量与人才来应对实践中提出的新攻关需求，提高创新的需求导向、市场导向、问题导向。政府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探寻一个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好结合。

此外，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一般会遵循一个雁阵模型，这个模型就像雁群，最前面总会有领头雁。比如，最早日本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后来转到“亚洲四小龙”，再转入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否都要转移到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显然并不全是，我国国土辽阔，地理与区域差距较大，因此可以把国际版的雁阵模型变成国内版——当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时，中西部地区还有比较多的劳动力，劳动成本因此相对低一些，再加上土地的优势，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内就可以实现产业转移。对于沿海地区，虽然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但正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哪个地区布局，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成本效应，即充分地供给，比如便宜的劳动力。二是规模经济效应。尽管部分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了，但由于沿海地区产业聚集效应与规模经济优势，产业配套能力、获得技术的来源以及人才的聚集都是其新的比较优势。典型的案例，如德国，虽然劳动力成本极高，但德国仍然继续保持制造业在全球的比较优势。此外，在和国际市场的关联上，沿海地区也有更多的优势，这也是珠三角地区发展制造业新的比较优势。

如何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如何制定更好的养老保障制度，如何让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更高，是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要解决的问题。

理论周刊：要与人口老龄化“共舞”，除了在制造业的供给端，在需求端应如何去挖潜？

蔡昉：首先，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我国现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群人拥有相当大的消费潜力，从人口规模上来看，是可以实现消费“倍增”的。当下，我们已经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大量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进入到低收入阶段，如何让这批人进到中等收入组群，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其次，目前我国约有2.8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其中约有1亿多人已稳定居住在城市里。若是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他们都变成城市居民，他们的收入将更稳定，更有保障，劳动力供给也将会更充分。同时他们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也有利于转变他们的消费模式。

最后，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2.6亿，这些老年人口通常被视为消费能力弱、消费倾向低等。但是这些特点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文化造成的，而在于他们劳动收入逐渐丧失、养老保障还不够充分，此外，还有出于对家庭的责任，以及一些预防性的储蓄，都导致他的消费倾向与消费力都比较弱。因此，如何制定更好的养老保障制度，如何让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更高，是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