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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化步伐加快的大环境对公共安全治理提出新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佛山如何推动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在2019中国安全产业大会期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佛山日报采访时指出，数字化为公共安全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佛山需具备法治思维与科技思维，从技术、产品、服务三个维度来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
专家简介
汪玉凯，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此外，还兼任中组部等多家中央部委培训中心客座教授，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等多家地方政府顾问。近年来致力于公共管理、中国政府改革以及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多次赴欧美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主持过多项国内外研究课题与咨询课题。
1、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在改变政府的整体运作模式，同时推动政务服务手段发生根本性改变。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
记者：数字化时代，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新技术正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您认为数字化与新技术在公共安全治理领域有何具体应用？
汪玉凯：从互联网的出现到如今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公共安全治理的手段与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推动着公共安全治理上了新的台阶。从计算机的普及到互联网出现前，是数字化1.0时代。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出现，数字信号逐渐取代模拟信号，各种数字技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快速发展，人类由此进入数字化2.0时代。2014年，4G 技术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随之进入数字化3.0时代。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也得到快速发展。数字化3.0时代具备了三大特征：第一，改变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发展动力结构，平台支撑着新物种的出现；第二，数据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能源；第三，互联共享成为新价值。如今，数字化无处不在，从数字医院、数字政府到数字家庭与个人，没有一个主体可以游离于数字化之外，数字化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标杆，比如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形态、政府的数字服务在线覆盖率、智慧社会数字化率等。在新的数字化浪潮下，公共安全治理的数字化是必然趋势。
数字化为公共安全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在数字化3.0时代，通过引入、开发、推动新技术应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公共安全的治理能力。首先，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在改变政府的整体运作模式，党政机构通过互联网紧密联为一体。其次，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网格化治理等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保证社会的稳定。最后，现代信息技术改善了政务服务，推动政务服务手段发生根本性改变。比如通过数字化与互联网，实现政务审批流程的“秒办”与“让老百姓只跑一趟”的目标。
近年来，佛山一直致力于推广“互联网+政府”模式，提升政务服务的能力。比如“一门式一网式”改革不仅在佛山取得较好效果，其模式与经验总结也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在当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佛山一方面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将面临公共安全、政府服务等方面出现的新挑战。佛山需有法治思维与科技思维，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通过创新来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与政府服务能力。
2、佛山不能“全面出击”，而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内现有的安全产业规模与形态，思考在哪个方面可以占据制高点。
记者：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广佛极点的打造，存在着边界地区的公共安全管理难问题，您认为该如何突破？在大湾区内，佛山如何布局安全产业？
汪玉凯：首先，大湾区内要解决法律不同的问题，理清法律边界。内地、香港、澳门的法律体系相差较大，比如在港珠澳大桥发生了事故，三地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律并不一致，这就需要我们理清边界，实现内地、香港、澳门法律体系的互相对接。广州跟佛山也有一些法律法规不尽相同，佛山可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进行创新。第二，明确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理清各部门责权。在当前以应急管理部、公共卫生部门、国安部门为基础的公共安全治理架构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比如地震、火灾、水灾等的安全管理需要多部门交叉管理，这要求我们各部门责任清晰，明确权力行使的边界。第三，注重治理成效，同时减少行政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真正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安全产业的布局上，佛山不能“全面出击”，而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内现有的安全产业规模与形态，思考佛山在哪个方面可以占据制高点来配置自身优势产业，通过扩大产业规模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
3、佛山要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安全产品与安全服务的质量以满足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使其获得更广泛的应用价值，反过来降低政府应用安全产品的成本。
记者：您认为佛山政府与企业在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在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哪些方面可以作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汪玉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当前，我国在社会治理特别是公共安全治理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公共安全四大领域仍有提升空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而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影响社会安全、安定的因素，比如食品安全、药物安全、生产事故等。公共安全的治理难以做到完美，它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面对挑战，建议佛山政府、企业以及行业机构可从技术、产品、服务三个维度来提高公共安全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论是新技术还是已成熟的技术，将其应用到公共安全治理中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佛山要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以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安全产品。当前，安全产品的需求大、覆盖面广，不仅包含了安全装备、安全预警、安全保障、安全应急等方面，还涵盖了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乃至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的安全。通过提高安全产品与安全服务的质量，满足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使其获得更广泛的应用价值，反过来降低政府应用安全产品的成本。技术、产品以及服务三者构成了公共安全治理的基本架构，而在提升这三个维度能力的过程中，政府要起龙头作用，确保城市运行以及各项系统的安全；保证社会稳定，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做好教育宣传，提升社会公共安全意识；扶持安全产业，改善公共服务等。
当前，在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工作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改革颇有成效，形成了应急管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部共同支撑的格局。应急制度逐渐规范，信息沟通机制逐步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应急响应机制正在形成。但新体制形成后，“大”的层面机制已理顺，但“小”的层面仍需进一步优化。比如应急管理部整合了多个部门，在系统内部如何融合与重组再造，还需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第二，把握好新技术在公共安全治理应用与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安全之间的平衡。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但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不完善，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带来了较大的安全风险。如何在应用新技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同时确保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安全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所需要的人脸信息与公安部的人口数据系统相连接，而人脸识别与分析使用的次数越多，意味着个人信息泄露的概率也越高。当前，国家正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未来将更加规范。
第三，当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利益要让位于国家安全，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需明确边界，尽量减少或不伤害老百姓的个人权利。
第四，政府在推动新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要给予安全企业生存空间。公共安全产品的研发成本较高，政府在采购安全产品时要适当“让利”，保证企业能存活，并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创新，从而不断完善提升安全技术的水平。
原标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以科技思维推动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佛山日报
文图|见习记者林润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