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上的竹竿与箩筐，挑过数不清的砂石水泥；脚上穿的橡胶鞋，原料是废弃的旧轮胎皮；戴在头上的一块浆过的红方巾，成为那些女子在国外自力更生、自尊自强的独特标识。
这便是三水的“红头巾”。上个世纪20~40年代，一批又一批的三水女子“下南洋”。“下南洋”与“闯关东”“过西口”，是近代中国有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但与后者有所不同，三水“下南洋”的主角是这些被称为“红头巾”的女子。她们在新加坡从事建筑或其他杂工，她们奉献青春的时代，又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前后，她们的命运，看似纤弱如萍，却早已被新加坡人民牢牢记在心里。
家乡的人也没有忘记她们。三水博物馆展示着她们曾经使用的物品，三江水韵公园矗立着纪念她们的铜像，她们的亲人始终缅怀；甚至，她们成了艺术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可以说，“红头巾”，是三水人自重、自爱、自立、自强的精神象征。“红头巾”的一生，惯于吃苦，更惯于慷慨给予。2015年10月2日，最后一位“红头巾”黄苏妹辞别人间，“红头巾”的故事也随之落幕。但是，三水的城市文化，早已与“红头巾”的精神血脉相连。
她们的故事，仍在传颂。
历尽沧桑愈见赤子之情
上个世纪初，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快速崛起，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批又一批三水女子漂洋过海下南洋，在异国他乡艰难打拼，用柔弱的身躯建造着现代城市。由于她们工作时都戴着一块红色的头巾，所以被称为“红头巾”。由于家庭贫困，“没得吃，没得穿”，上世纪，身怀六甲的黄苏妹也离开丈夫和2岁的女儿，乘上开往马六甲海峡的船，成为“红头巾”的一员，从而与姐妹们书写了一部悲壮的历史篇章，也为后人所铭记！——三水区文联副主席黄敏
2015年10月2日，中国最后一位“红头巾”黄苏妹在过完她105岁寿辰不久，安然辞别人世。三水区文联副主席黄敏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么一段话，以此悼念这位不平凡的百岁老人，以及那一段历史印记。
黄敏是最早参加挖掘、整理“红头巾”文化的人员之一。2010年10月18日~20日，三水区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新影中心联合摄制三集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见证》栏目首播。翌年，《三水文艺》推出《飘逝的红头巾》专刊。期间，黄敏曾随拍摄组远赴新加坡，并协助拍摄组在三水采访。
2011年前后，选择回三水的“红头巾”中，只剩下陈群和黄苏妹两位。虽然早年吃了不少苦，但两位老人都享有百岁高寿。黄敏还为记者提供了节目摄制期间的一幅珍贵画面：陈群坐在木桌子前，黄苏妹为她佩戴红头巾，那一块红头巾已经被漂洗得发白、褪色，其时，两位老人都已经年过百岁。但是，两位老人手脚依旧麻利，神情是那么淡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从新加坡回乡的“红头巾”聚集一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飘逝的红头巾》编导王欣曾撰文回忆她镜头下的这两位老人：“黄苏妹在我看来是个时髦的老太太，她的时髦在于她的独立和个性，她不喜欢养老院里热闹的歌舞，她不喜欢我们充满同情或者是关心的询问或者安慰，她面对我们的镜头之前，坚持要洗洗脸、整理一下头发，她不需要我们帮扶，弓着背，迈着小碎步，从容地在洗漱间和阳台完成她上镜前的准备……”
“她历经百年的沉浮，国家的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她饱尝殆尽，在世人眼里她失去的比她得到的多，当我们按着世人的思维采访对面这位一脸沧桑的老人时，我突然发现，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生活的思维远远超出我所想象，在经历岁月的折磨和回报后，大惊大喜都不再出现在她脸上，但是这并不代表她的漠然，她相信亲情，她体贴身边的小辈。前采时101岁的她为我搬过来一把椅子，因为她怕我站着累。相信坐在椅子上的任何一个小辈，都会感慨万千，不为岁月的风霜，只为从不因岁月而失去的内心的温情。”
好一句“她相信亲情，她体贴身边的小辈”，以及“只为从不曾因岁月而失去的内心的温情”！黄苏妹这一个举动，让见惯大牌的央视编导为之服膺。黄苏妹带给身边人的，正是她对生活始终持有的相信和希望，这也是大多数“红头巾”自重、自爱、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
王欣的感动，并非偶然。通过《飘逝的红头巾》的镜头讲述，另一位“红头巾”何亚莲也跃然纸上。
何亚莲十八九岁“下南洋”，七十二岁之后才返回故乡。何亚莲从新加坡回乡那年，孙女陈幼嫦才8岁。陈幼嫦说，在她8岁以前，对祖母没什么概念，但家里经常收到从新加坡寄来的钱一直提醒着她，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老人记挂着这个家。
陈幼嫦也永远记得祖母何亚莲回来那天的情形：“那时候她回来，我们就很高兴，因为她给我们带好多好吃的东西，因为她那时候是用几个大木箱出动车子到广州那里运回来的，所以全村的人都好像来看热闹一样，来看我们，都在说，哇，你看这些是漂洋过海带回来的东西。”
陈幼嫦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一个七旬老人，在离乡别井近六十年后终于回乡，她带给家乡亲人的，是满满几箱子吃的、穿的，这是满满的宠溺之心，朴素的舐犊之情。
异国他乡书写奋斗历史
三水女人们曾参与了新加坡的许多建设项目，在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被视为卓越典范，她们的形象被创作为各种艺术品和各种形式的纪念品。她们还被载入史册，各种蜡像、塑像被博物馆珍藏，例如牛车水原貌馆等。她们敢于牺牲、坚忍不拔的精神被热烈传颂。……三水女人们被视为当今新加坡社会价值的代表。她们辛勤的工作，她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已融入现代新加坡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一新加坡大学教授
“红头巾”是早年新加坡对当地从事建筑粗工的三水籍华侨妇女的称谓。殊不知，后来又成为新加坡人民对这个群体包含尊敬的昵称。如今，它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一种奉献精神的象征。
20世纪初，近6万名三水女人，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艰难打拼，建造现代城市。到新加坡独立建国后，面临着将原来的渔村建成花园大城市的挑战。政府大力推动城市重建，发展工业区，重建基础设施，建设新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时没有机械，平整建筑工地、搬运沙石、捞建筑用的水泥灰浆，全靠人工完成。
正是这时候，“红头巾”成为颇受欢迎的一支建设力量。资料记载，“红头巾”承建的工程包罗万象，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军港、马路、桥梁，到新加坡独立后建成的人民剧院等都包括在内。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取在第9层接力的办法，蚂蚁搬家般将材料逐层上递，最终完成这一令人骄傲的工程。
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里收藏的摄影作品，记录了“红头巾”劳作情景。
“红头巾”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自身的生活，也为新加坡的各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逐步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尊重，当地许多重要建筑工程也都放心交给“红头巾”完成，当时有个说法——“没有‘红头巾’高楼建不成”。
在翻阅资料时，记者还发现了这么一个细节。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人民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约3000名“红头巾”利用难得的休息日，自发地聚集在她们早年下南洋时，位于红灯码头对面劳动长堤的落脚处，义务修复她们曾经长年累月赤脚走过的“独立桥”，因为那里曾经留下了她们生命的印记。
这大概是“红头巾”赢得新加坡人尊重的其中一个原因——纵然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一名新加坡大学教授在论文《新加坡的三水女人》中饱含敬意地写道：“她们被视为卓越典范，她们的形象被创作为各种艺术品和各种形式的纪念品……她们敢于牺牲、坚忍不拔的精神被热烈传颂……她们辛勤的工作，她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已融入现代新加坡的主流价值观体系。”“红头巾”将岁月奉献了给新加坡这片土地，也见证着这个年轻国家的发展。新加坡人纪念“红头巾”，也许是在纪念那一段筚路蓝缕却艰苦奋斗的岁月。后来，在新加坡的国庆游行庆典上，其中一辆花车以她们为主题，新加坡城市发展局门前矗立着“红头巾”雕像，繁华市区丹戎巴葛地铁站里有大幅的“红头巾”壁雕。她们的故事被写进小学课本，博物馆里收藏着她们的塑像，甚至出售以她们为原型的玩偶纪念品。
斯人已逝故事还在延续
我们到这里时，只是想要赚点钱，然后才回乡去。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就想多留一会，做久一点，这样一天一天地又拖延下去，过了一阵就完全忘了回乡。——“红头巾”卢亚桂
荣耀的背后，是难以道尽的辛酸。据《三水妇女志》记载，由于战乱和荒灾威胁，农村凋敝，20世纪20年代起，大批三水乡民被迫离乡背井。当时新加坡正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大量劳动力。于是，新加坡成了大批三水妇女下南洋谋生的目的地。经过7天7夜漂洋过海，沿着“三水-广州-香港-新加坡”路线，这些三水女性开启了一段新生活。
“家人无法在农村里讨生活，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找工作。没人反对我，其实他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无法维持生计，所以我非到这里不可。”卢亚桂的话，为“红头巾”产生的背景提供了佐证。
到新加坡后，三水女子往往选择做建筑工人，这比做住家佣人和橡胶种植园工作都要赚钱，每天能赚50~60美分。为此，她们得在凌晨三四点就起身开始干活；为了省钱，她们不但做好饭带到工地，还宁可走远路也不坐公交。
黄苏妹（左）为陈群佩戴红头巾。
在新加坡的一座牛车水原貌馆里，再现了早期华人移民生活场景。馆内珍藏着许多“红头巾”使用过的物品，包括来自家乡的信件以及与她们有关的照片。牛车水是当年“红头巾”抵达新加坡之后的主要聚居地。
“我到新加坡，就去洗个头，然后到庙里烧香拜大伯公。回中国的时候，我也去上了香。”“红头巾”叶四妹所说的大伯公，是指南粤人民一直信奉的北帝。相传，当“红头巾”跟随“水客”启程之前，她们都会到胥江祖庙拜北帝，祈求北帝庇佑。
在南粤人民心中，北帝是“水神”。从离开家乡的一刻，“红头巾”带着北帝信仰漂洋过海。到达异国他乡，她们干着粗重脏累的活，却没有忘记把赚得的工钱资助家乡的亲人。这些目不识丁的女子虽然节衣缩食，却舍得花钱给家乡的亲人写信——她们不怕辛苦，怕的是家人忘了自己。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和三水两地热心人士的推动下，曾有一次大规模的“红头巾”返乡活动，当时，年逾古稀的“红头巾”踏归故土，也是到昔年上船下南洋的胥江祖庙拜北帝。
通过朴素的北帝信仰，“红头巾”与家乡萦系着一股浓浓的乡情。
今年5月19日，一行数人走近了位于三水芦苞镇北江大堤内侧的胥江祖庙。她们是粤剧《红头巾》的舞美设计团队。芦苞镇被北江与芦苞涌所环绕，是三水走出“红头巾”最多的地方之一。
粤剧《红头巾》，是由广东粤剧院同三水区委宣传部联合创作，被列入2018~2021年广东省文艺创作生产（戏剧）重点选题，主要通过一幕幕“红头巾”背井离乡，讲述三水女子自力更生的奋斗史。《红头巾》舞美设计团队此行的目的，是到昔日“红头巾”生活过的地方一一走访，为舞台设计寻找更多的灵感。
“我会长久地记得，在西南福利院的黄苏妹说到想吃水果时顽皮的笑脸，在乐平乡下家中的陈群被夸赞靓女时笑得如孩子般羞涩的脸，在新加坡大悲院的卢亚桂回首往昔令人惊讶的平静却让我难忍泪水的脸……”短短的交集，让黄敏为之难忘，也让家乡的人为之动情。
如今，“红头巾”们已逝，但是她们的故事还在继续。2007年，三水开始启动非遗申报工作，经过田野普查及申报工作，最终建立起包括“红头巾”等在内的第一批区级非遗名录。2018年，“红头巾”入选“三水十大文化名片”。如今，不断涌现的文艺作品，仍在讲述并演绎着这段永不飘逝的回忆。
原标题：三水红头巾永不飘逝的回忆
来源|佛山日报
文|记者杨立韵（受访者黄敏对本文也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