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格局迎来了新一轮深度调整，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竞争性日益凸显。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根基之一，应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保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又该如何抓住全球经济调整的战略窗口期，补齐短板，打造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许召元接受佛山日报理论周刊记者专访，分享其对以上问题的思考。
专家简介：
许召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劳动力转移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曾协调、参与三十余项中央交办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大课题研究，并发表调查研究报告数十篇，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等一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曾获中国发展奖特等奖、中国发展奖一等奖、2010年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专项成果奖一等奖、2013年孙冶方著作奖等。
产业链供应链
如何适应集聚与分散？
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大趋势，要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一方面要加快技术研发，实现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另一方面，要顺应分散化、多中心的趋势，把供应链来源分散化。
《理论周刊》：当下，佛山如何应对来自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新挑战？
许召元：当下，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呈现出三大趋势，佛山可根据这些趋势主动调整，以更好地促进产业的升级发展。
第一，在“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全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特别是其中的高端环节会进一步向大城市、大城市群集聚。其背后的逻辑是高端人才，包括设计人才、生产线上的技术人才等会更倾向于留在各方面配套条件更好的大城市工作。某种程度上会出现“产业随着人走”的趋势。许多传统产业只要有资本、技术、土地，普通工作人员就能发展，但产业与产业链要升级，就需要大量研发人才，而这类企业选择在哪落地时，就必须考虑此地能否吸引其所需要的人才。
佛山的优势之一是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我国最具发展潜力、最能吸引人才的地区之一。但是，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配套服务能力、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存在较大差距。在这两方面，广州、深圳明显更具优势。因此，佛山要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就要全方位提升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仅要通过产业的发展为高端人才提供就业机会，还要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加强配套能力，如高端的教育资源、高端的医疗资源等，让人才愿意来，能留下来帮助佛山升级产业链供应链。
第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更进一步向消费地配置。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配置的最重要因素是需求。过去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多配置在沿海地区，这与过去外需相对增长快、空间大有关联。而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内需在整个市场需求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而这种变化对企业而言，就要求其将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向需求地倾斜。佛山地处东南沿海，许多企业既服务于国内市场，也服务于国际市场。但随着市场结构的调整，佛山企业要针对国内市场对供应链、运输系统、销售系统等进一步提升，以适应未来市场需求发展的趋势。
第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呈现分散化、多中心的趋势。过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的内在逻辑是效率优先、成本优先，安全因素排序较低。但新冠肺炎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与大企业意识到，把产业链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地方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于是都有了“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想法，从而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散化与多中心化。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要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一方面要加快技术研发，保证关键环节与关键零件的自主可控。另一方面，要顺应分散化、多中心的趋势，关键零部件不再局限于只从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要尽可能地把供应链来源分散化。
制造业
应对“回流”，乘势“走出去”
过快、过多的产业转移，会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理论周刊》：您刚提到，新冠肺炎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到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当下有部分发达国家提出让制造业回归本土，这对于佛山这样的制造业城市有什么影响，佛山又应如何应对？
许召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都提出要打造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制造业回归”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强调进口来源的多样化。比如日本希望能从东南亚，美国希望能从墨西哥进口更多产品，以部分取代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我国作为全球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必定会受其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当下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解决好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顺应“制造业回归”这种全球的趋势，把一些相对低附加值但高环境污染、高资源压力的产业进行适当的转移，也符合当下发展的需要。对于正致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佛山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进行产业转移，因为过快、过多的产业转移，将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就业岗位的流失带来较大影响。
在政府层面，要应对这种趋势与风险，关键还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不仅要针对情况出台临时性的帮扶政策，还要有系统性、长期性的支持政策。一方面，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费，尽可能降低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才引进，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当下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盈利能力不足，国家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某种程度上也是防止资本与利润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过度转移，平衡行业利润，提升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提升盈利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对实体经济的吸引力。
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的回流，其实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政府要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外部环境新机遇，积极“走出去”。企业也要充分利用好RCEP等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区域合作协定的机遇，把部分在国内不具有优势的环节逐步转移到其他地方。当然，转移的前提是要保证重要的、关键的、高端的产业与环节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如此，在适应全球制造业回归本地趋势的同时，也保证佛山制造业的附加值、创造价值能力持续提升。
“双重挤压”
必须平衡成本与发展
我们不能把劳动力成本和企业发展对立起来，而要平衡好这两者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理论周刊》：您曾提出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东南亚等国家有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有技术优势。对于佛山如何应对“双重挤压”，您有何建议？
许召元：制造业一直是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不单是发达国家之间互相竞争，后发国家也在不断加入竞争之中。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一直处于“追赶”状态，虽然从过去基础较差到如今传统工业化基本完成，但离高端制造尚有差距。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既面临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要面对后发国家的竞争，形成“双重挤压”的局面。
单论制造生产成本，特别是人力成本，我国普遍要比东南亚国家高一倍以上。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企业的发展不只为消费者提供需要的产品，还需要承担起为劳动人民提供就业机会，提供收入来源的责任。我们不能把劳动力成本和企业发展对立起来，要平衡好这两者的关系。
那么，对于政府与企业而言，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个人认为，归根结底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在政府层面，要为企业降低不合理的负担，比如降低能源成本、交通运输成本，以及让企业能以更低成本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等。在企业层面，要提高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比如进行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目前佛山许多企业也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但问题在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目前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大企业，对于大量中小企业而言，本身的利润不足以支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因此，一方面还是需要政府出台政策给予帮扶。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要向“专精特新”发展。要提高这些企业的利润水平，就要生产特色的、差异化的产品，而不能陷入此前低价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之中。要发展专精特新的能力，一方面，企业要有工匠精神，善于精雕细琢。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研发创造能力。当然，中小企业要提升研发创造能力并不容易，但可以先培育自己的品牌，在消费市场有了自己的品牌，在行业内部有了自己的声誉，才能有更好的议价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最终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
当下制造业要提升整体研发能力，关键是要打造创新产业集群。佛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发展创新产业集群可以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里其他城市的特有优势。比如广州、深圳在创新方面就有着明显的优势。佛山一方面要提升本地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不能完全只靠自己发展，因为这样创新周期会比较漫长，可充分利用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已有的资源以及创新优势，加强与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相互协作，从整体上提升包括佛山在内的整个大湾区的创新能力，从而提升整个制造业的附加值。
资料图。佛山日报记者张弘弢摄
平台经济
传统制造不能沦为平台“打工者”
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化技术与平台，使其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能让传统制造业只为平台企业“打工”。
《理论周刊》：除了面对“双重挤压”，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还必须面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其中又以平台经济发展势头最为迅猛。您认为实体经济要怎么做好与平台经济的结合？
许召元：近年来，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平台企业垄断的问题。当平台型企业占据市场后，其新增用户的边际成本非常低，甚至无限趋近于零，因此，平台经济某种程度上带有“赢者通吃”的自然属性。而面对这种属性，政府必须出台政策加强治理，而加强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让这些平台企业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
平台经济特别是电商平台、工业互联网等的发展，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特别是对于佛山这样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化技术与平台经济，使其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让传统制造业只为平台企业“打工”——实体经济企业上电商等平台的费用越来越贵，有些已经背离了新技术为经济发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本意。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治理，规范平台收费、规范服务，防止平台利用垄断地位不合理地提高收费。比如规定一些平台对搜索结果的排序、排行榜的位置等，要基于产品的质量以及企业信誉，而不能单纯只根据广告费的多寡。
原标题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许召元： “中国制造”需要更高的创值能力
文丨佛山日报记者林润栋、刘蓉
编辑丨梁楚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