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瑟瑟发抖的学区房、身份、家长

文/秦朔朋友圈

让人瑟瑟发抖的学区房

笔者最近有两个朋友为了孩子上学很闹心。她们都是三十五六岁、在杭州生活的中产妈妈，无论职场、生活都料理得井井有条，是“乘风破浪的飒姐姐”。

其中一个妈妈之前买了杭州下沙某学区房（在全市算二三梯队），明明是根正苗红的“一表生”却要被调剂出去，很多家长都去教育局门口下跪，她觉得面子挂不住不肯去。但买了学区房却读不了，还是很糟心的。

其实这位妈妈当初买房也是抱着半自用半投资的心理，想着小孩毕业后转手卖掉。在她心里，学区房是硬通货。她在购买前查了历史数据，发现好的学区房每年的涨幅要比普通学区高10%。现实也如她所计算，她当年购买的学区房如今实际成交价在3.6万元/平以上，而旁边的普通房子还不到3万/平。

现在学区用不了，她倒是挺想得开的，因为房子也涨价了，大不了卖掉，换套面积大一点的。孩子没进名校就没进吧，至少她尽力了。

和下跪的家长相比，这位妈妈还是理性的。家长下跪这事儿，在别的城市也有发生：今年6月份，深圳一群花了几百万买房的家长，买的学区房由于面积过小，房屋用途“被认定”为了公寓，不符合深圳某知名中学初中部的入学条件，来到教育局门口，深夜下跪维权。

这些下跪的家长，不知道怀抱什么样的心情。购买学区房本来就是风险投资，现在一手房买卖也不会承诺学区。是什么让家长罔顾风险砸锅卖铁，在风险来临之时又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

是对阶层固化的预期太过强烈，还是对自身缺乏自立的信心？下跪到底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要把事情闹大利用舆情来施压呢？

还是那个朋友说的好：学区房并不是什么硬通货，楼市里根本没什么无风险套利。

很多人都有“套利”的想法——买一套学区房让小孩读书，坐收每年涨幅，5-9年毕业后抛掉。名校也读了，房价红利也收割了，所谓一石二鸟。

但这种“套利”让笔者感觉瑟瑟发抖，脊背发凉。

让人瑟瑟发抖的“香港身份”

更让笔者瑟瑟发抖的另一个事儿，源自另一位自己创业的妈妈。她的小孩还在读幼儿园。往年中考成绩一公布，都要对优质小学、初中进行排列组合，从而看房、选房。看了两年，今年不看了，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发现有一样比学区房更有用的“秘密武器”——规划“香港身份”。

可是规划“香港身份”，要么选“专才计划”交200多万找家公司跟自己签工作合同，要么选“留学计划”在香港读书，前者太贵，后者没时间。她为此十分纠结懊恼。

经她提醒，笔者稍微留心了一下，这才发现规划“香港身份”好像已经成为浙江中产阶级的时尚。尤其是在杭州、温州、台州、宁波这种民营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里。

十年前，笔者刚来杭州。“香港身份”曾经一度是萧山民营企业家的“标配”。有一位年轻的“富二代”萧山客户曾说，他认为的时尚——就是在萧山街头开一辆香港牌照的最新款跑车。以前多是一些企业主做“香港身份”，看中的是低税制度、亲商政策、比内地优渥的社会福利体系。

但近年来“香港身份”开始逐渐中产化起来。这些中产可不是一般白领，多是在家族企业里上班，要么自己就是做生意的。总之要么有时间，要么在香港有资源有便利。

他们规划“香港身份”的很大原因是教育政策的倾斜——子女可以享受香港免费的公立教育体系，享受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同时——香港学生想要报考内地的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还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与内地的学生相比有更大的被成功录取的机会。据说港澳台的联考比内地高考要低150～200分。

朋友叹息自己没时间，否则利用“留学计划”来规划香港身份，总共花费也不多，比杭州的学区房要便宜多了。

被朋友这么一说，本人再次脊背发凉，想想自己的儿子也快读幼儿园了，还没为他设计赛道。以前人们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于是家长们为了能让独木桥宽一点，纷纷去买学区房“拓宽桥面”。但现在学区房买的人太多，孩子们又成了千军万马之一。于是，又要规划新的身份，用来错峰和绕道。而能如此绕道的，要么家里是家族企业，要么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此，家长才能给孩子更广阔的选择权。不是争取同一个起跑线的问题，而是人家根本没和你在一个赛道里。

内地的一些富裕阶层、大城市里精致的中产阶级们都在利用城市地区间、各种政策的漏洞、落差，来进行政策“套利”。用《三体》里的思路来说，就是内地人带着孩子跑去香港做一番“升维设计”，若干年后孩子用“香港身份”考内地大学，利用降分优势实现“降维打击”。

虽然这样“升维设计、降维打击”的家长毕竟还是少数，他们给于孩子的“选择权”也是来自整个家族的努力。这难道就是下跪家长们恐惧“阶层固化”的原因吗？

其实，规划“香港身份”，所需承担的政策风险也是巨大的。

比套利更可怕的是寻租

比起“政策套利”更让笔者脊背发凉的，是近期一则小学生获奖的新闻。这则新闻让人感觉寒意更重了：

一是这名小学生超厉害，他凭借《C10orf67在结直肠癌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项目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奖项；

二是这名小学生有一位更厉害的老爸——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某，他在7月15日科学网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其在孩子的项目申报过程中，“过度参与”了项目书文本材料的编撰过程。

《界面新闻》记者搜索近三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项目发现，在中小学阶段进行肿瘤、病毒等研究众多，都显得很不合理，例如近三届中的《基于响应型纳米粒用于抗癌药物的选择性释放》（中学组、一等奖）、《甲状腺髓样癌特异性敏感标志物降钙素的ECL比率检测研究》（中学组、一等奖）、《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小学组、三等奖）、《降低TNFAIP8在食管癌细胞的表达增强其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中学组、三等奖）、《来源于微生物中三萜烯A3化合物的抗肿瘤作用研究》等等。

专业人士透露，上述实验都是需要在高校的实验室里做的，高中的实验室都不会购买这些仪器、设备。在理论知识上，也超出了高中生水平。并且为了防止病毒泄露、像H1N1部分亚型病毒需要达到P3安全等级的实验室才能操作，其他H1N1病毒也需要至少P2等级实验室才能操作，中小学生是如何进入到这类实验室并且操作病毒的，会不会因操作不规范泄露病毒，这一切都让人怀疑。

如果说好的学区房是让孩子抢跑赛道， “香港身份”是为孩子转型赛道，那么这些获奖的中小学生背后，又设计了怎样的赛道？有着怎样一个“过度参与”的爹？这些“爹”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又利用了哪些便利？

比利用私权、财富进行“政策套利”更可怕的是——权力寻租！

无处不在的寻租游戏

权力寻租，是经济学对腐败的解释——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权力寻租就是把权力商品化、资本化，在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中谋取财富、利益。

以前我们谈起腐败，总认为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但现在有很多寻租来自于信息、数据甚至是商业机密的交换。虽然交换来的利益不像贪官“老虎”们如此触目惊心，也可能只是少数人利用了某项专业优势上的“小特权”，但笔者认为，其危害一点也不小。

因为它腐化了我们的价值观——这种专业上的“以权谋私”，正将腐败日常化、常态化、正常化。久而久之，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腐败，反而觉得理所当然，正所谓“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

父亲利用自身工作的公权力，“过度参与”了儿子的论文、试验，通过参赛获奖来为孩子谋取升学、加分等好处，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著有《21世纪资本论》，曾对“寻租”有详尽的研究。在书中他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且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

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皮凯蒂指出，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富有。

根据皮凯蒂的阐释，“租金”有三种形式：一种就是他所强调的在市场中必然会产生的“钱生钱”的机制，食利者靠着过去积累可以获得稳定、持续的收入；第二种就是垄断租金；第三种就是通过权力寻租等由非经济因素介入而形成的租金。

这三种“寻租”形式在内地也逐渐呈现出来。像规划“香港身份”，多是第一种利用家族财富来进行寻租。但最让人不齿的则是第三种寻租——即以公权谋私利。它可能是像《人民的名义》那样的贪腐大案，但也可能很隐蔽微小，甚至生活化。就像科研人员陈某的公权力是数据、信息、知识的权力，利用职务便利来为家庭谋取私利，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腐败。

还有一些寻租是利用信息优势、抓获政策漏洞。它们看似微小，但聚集整合起来足以形成产业链，破坏市场秩序。比如这两年买房的“茶水费”。一些开发商、中介利用限价政策漏洞、房源销售控制来向客户额外收取费用。尤其在深圳、杭州、武汉等大城市中茶水费一度甚嚣尘上。这么一点微弱的权力，也能一度成为业内“潜规则”。新闻曾报道去年武汉有好几位准备摇号的买房客户给所谓“业内人士”交了几万元“茶水费”后，“业内人士”失踪，房子也没买到，最后不得不报警的案件。

在市场整治后，“茶水费”现象好了很多。但那些甘愿交“茶水费“甚至托关系找门路要“交茶水费”的，也是为了占限价的便宜。在“寻租行为”面前，只要能让自己获利，很多人都漠然视之，甚至暗中迎合，只要套利还有空间。

比“茶水费”更严重、也更让人愤怒的权力寻租——是山东的高考冒名顶替的丑闻。据媒体报道，2018年至2019年山东高等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242人是冒名顶替入学的。从教育机构、学校、招生、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非法利益链条。这些权力本身就不小，整合起来，更是翻手云雨，十分恐怖。虽然没有骇人的财富金额，但它公然践踏了教育底线，在某种意义上和“大老虎”们一样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