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打乱了城市里正常运转的一切。
这场持续数月的城市停摆，打破了我们在常态时期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那些原本坚固的支撑，看似稳固的行业规则、社会秩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正在发生改变。同时，疫情的蔓延也凸显了城市发展中的病征，我们比以往更看清了，城市化产物的一体两面，并思考，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坚持在这段特殊的日子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是希望能持续观察每年城市的变化，待追溯之时有一个可比的参照。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发展情况。这是该榜单发布的第五年，5年间，我们不断打磨指标体系和算法，把榜单的维度设置和数据计算方法固定下来：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五个方面作为一级维度来评估城市。
2020年，15个进入“新一线”的城市依次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其中与去年相比，合肥和佛山取代了昆明、宁波，第一次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
说明：商业魅力指数满分不为100，最高分为一线城市的最高值，即北京的184.83分。为便于读者理解，新一线城市最高分呈现为100分。
今年榜单的主要变化在于，当中加入了更多“人的选择”。比如我们在商业资源集聚度的商业核心指数中，首次引入了商圈到访人次这一指标。除此之外，我们也通过百度地图慧眼的新流入常驻人口指数、中国联通大数据智慧足迹的外来工作人口数量与变化等指标来关注城市对新城市人的吸引。
这也是佛山能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其中一个原因。除了原本广佛同城化带来的居住人口，近几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创新产业的进驻，佛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口。从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数据看，佛山的外来工作人口仅次于苏州，排在全国第八位。这让佛山在考量人才吸引力和城市规模与增长的未来可塑性指标中上升了7个名次。
人的需求一直是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方向时所需要考量的核心命题。人们追求生产与生活空间更为高效的使用，以及各项资源需要在这些空间中得到聚集和交换，这些要素的不断变化动态地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由于今年的榜单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表现，武汉依旧在新一线城市名单中占据头部的位置。但新冠肺炎疫情从这座九省通衢的枢纽城市快速传播开来也让我们意识到，四通八达的交通给城市带来流动的资源的同时，也让疾病的流行变得更加容易。
城市规划的理论中有一个词叫“韧性城市”，说的是城市系统在软件和硬件上能缓和外界冲击，并保持一定的弹性，在较短时间内从风险中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何抵御流行疾病、突发灾害，增强抗风险能力，避免城市停摆，都将是是每个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应对的城市治理命题。
考虑到今年榜单发布所处的特殊时间段，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特地同期制作了一份基于此次疫情的《2020城市应急能力报告》，从疫情响应与防控、信息公开与数字治理、城市基础配置、城市复工应对四个方面来分析各个城市在应对大型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时的基本应急能力，以及在事件中逐步恢复的能力。（该报告将在后续的推送中全文发布）
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前，所有人对城市的期待都聚焦在通过城市之间愈发紧密的连结，优化形塑城市各项要素的配置，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而现在，城市交往的两面性被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网络，变成了一个新的命题。
以下将解读五大指标的具体考量维度以及计算方式：
A商业资源集聚度
商业资源集聚度是一项借助商业世界的选址研判智慧，评估城市商业实力强弱的数据指标。它从主流消费品牌对城市的青睐程度、商圈实力以及基础商业发展三方面衡量城市的商业繁荣程度。
上海一直是这个维度上得分最高的城市——并且得分大幅领先于北京、广州和深圳。过去一年它还在持续引进更多“亚洲首店”和“中国首店”，这将持续巩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品牌影响力。
与2019年相比，头部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之间的商业实力差距，有着明显的缩小。合肥商业资源集聚度排名从2019年的第22位升至第19位，是过去一年上升最快的新一线城市。其中，在衡量主流消费品牌门店体量与增长情况的大品牌青睐指数方面，合肥排名相比去年上升了5名。
在今年的榜单中，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利用百万级数量的餐饮及零售品牌门店的位置信息，划分出了337个城市里近5000个主要商圈的地理范围，以此研究不同城市重点商圈的品牌门店集聚程度和客流吸引力。
对头部新一线城市而言，在顶级商圈建设的赛道上弯道超车一线城市并非不可能。在人口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大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武汉，它们的商圈平均每天总共能吸引超过100万人前往。
基础商业体量的上涨，也是城市商业力量上升的信号之一。过去一年，二线及以上城市中昆明、厦门、济南、惠州、珠海的餐饮门店数量排名上升最快。
B城市枢纽性
一座城市的枢纽地位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问题，它必须放到城市网络中来整体评估。
通过城市在不同城际交通联系网络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几个类别：上海和西安是典型的综合型交通枢纽城市；成都、昆明则在民航城际往来联系能力上表现突出；武汉和南京是高铁城际联系主导型城市；而沈阳和长春作为东北的区域中心城市，是广袤的东北平原上最核心的公路枢纽。
在高铁的冲击之下，民航国内航线网络趋于稳定，航线资源愈发集中于不同区域的核心城市之间。而面向国际成为了城市比拼民航枢纽地位的核心竞争力。2016年至2019年间，深圳、成都、昆明和咸阳（西安）的机场的国际航班均增长了35%以上，其中咸阳（西安）的机场的涨幅高达87%。
交通工具所构筑的网络，承载着人的流动，也交换着货物。通过物流运输体系，生产资料和商品在经历了汇集——分散——汇集的往复之后，抵达目的地。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义乌（数据汇总至金华市）和广州的寄出包裹数量遥遥领先于第3名的深圳。
连续多年使用企业关联网络算法，我们通过不同品类品牌门店在区域内的城市分布网络，来判断城市的商业枢纽地位。与此前的数据表现一致，华北和西北地区都呈现出典型的单中心形态，北京和西安在区域内仍具有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
C城市人活跃度
理解城市，要从理解城市中每一个活跃的个体开始。怀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城市人通过对消费、娱乐与生活方式的探索，以向上的姿态活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新一年的榜单中，一线城市之外，成都、杭州、重庆、苏州及武汉城市人活跃度最高，呈现出鲜活蓬勃的城市面貌。成都和杭州已连续多年在这一项指数的新一线首位争夺中你追我赶——成都的夜间活跃度特色鲜明，杭州则消费活跃度极高。
消费活跃度指标收集了饿了么外卖数据、淘宝天猫网购与海淘数据，它衡量了城市的餐饮与购物的总体支付能力和市场规模，还反映了城市商业的丰富度与饱和度，从中可观察城市人消费行为的模式与倾向。
相比可见的消费行为，社交活跃度更偏向于衡量城市人相互连结、获取信息、分享快乐的广度与深度。随着社交平台的多元化，不同平台吸引的用户群体差异越来越鲜明，也将城市的社交活力氛围区分开来。
腾讯社交活跃度最高的5个城市——深圳、珠海、广州、中山、东莞皆位于华南地区。短视频平台抖音则在以周口、遵义、阜阳、驻马店为代表的二线及以下城市汇集了庞大的用户群体。
今年的夜间活跃度指标新加入了夜间出行数据与更多夜间活动场所的统计。北上广深的夜间出行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在13%到14%之间，而沈阳的这个数字可以达到31.5%。人流数据能让我们不单单从城市的夜间供给考虑问题，更能直接了解城市人的实际夜间行为。
D生活方式多样性
疫情期间困在家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城市多元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要是不能出门与你生活的城市发生各式各样的互动，几乎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多姿多彩的要义。
出门新鲜度指数汇集了常态生活中，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种生活方式选项。抖音打卡地点丰富度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包括了杭州、成都和郑州这3个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占据了25%的演出场馆资源；重庆是拥有书店和电影院最多的新一线城市，而从人均数量看，昆明和杭州分别是人均书店最多和人均电影院数量最多的城市。
理论上，场所愈加丰富，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行为因此增加。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就在于，消费偏好赋予了消费行为多样性。淘宝消费多样性指数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多样性排名提升最多的前10个城市中，四川城市占了一半。此外，排名大幅提升的城市多数为四线、五线城市——线上消费的下半场，是低线城市的舞台。
不同城市展现出不同的消费偏好和特征背后，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休闲方式的事实。休闲丰富度所观察的，便是基于城市人多样化需求形成的各类休闲方式。
马蜂窝的数据表明，杭州和南京是一线城市外最热衷旅游的城市；腾讯营销大数据显示，成都是最热爱音乐的新一线城市，东莞、西安、重庆紧随其后。
E未来可塑性
未来可塑性是一个着眼于现在，同时能预判未来发展的数据指标。
相比往年，今年东莞、佛山在未来可塑性上的排名有了大幅的增进；与之相对的，武汉、厦门等城市的排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在创新氛围的竞争赛道上，城市群的整体优势开始凸显。叠加了全国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空间地图清晰地显示，科技企业高度聚集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城市与城市之间呈现出“强强毗邻”且“网状支撑”的格局。
智联招聘的人才吸引力相关指标显示，海归学子不再“扎堆”于北京、上海，而是更均衡地去向了其他一线与新一线城市；毕业生的留存与本地高校资源实力的相关性逐年减弱，人才的选择往往倾向于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与新经济活跃的城市。
通过阿里巴巴与京东两家头部电商平台的数据，观察城市整体的消费潜力可以看到：石家庄、惠州与济南的京东线上消费增长分列全国第5名、第18名与第19名，常州、惠州的京东升级品类销售额分列全国第13名、第18名。在阿里巴巴年轻人消费力的综合评估中，莆田和福州挤入了全国前十的位次。这些城市的成长说明，消费的下沉正在发生，消费理念与消费模式的升级也将随时间推移传向更多的地方。
一个明显的拐点趋势在于，在2019年外来工作人口总量超过百万的26个城市中，有17个城市的外来工作人口数值相比前一年都出现了萎缩。“离开大城市”的现象正在变得普遍。
当然，对这条信息的解读不必过分悲观——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些离开的人口必然会流向更适合他们的地方，对流入城市而言又将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对流出城市亦是如此。
2020年中国城市分级完整名单
（包含中国内地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文章作者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
来源：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