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饭统戴老板
基金经理这个岗位，在每个国家都是普通人艳羡的金领职业。
美国自然树立了全球“标杆”，最极端的案例发生在次贷危机之前：2006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6位对冲基金经理净赚了21.5亿美元，直接将该州360万居民的平均收入生生拉高了600美元，实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金经理们在纸醉金迷方面，也做足了模范带头作用，比如摩尔资本的路易斯· 培根（Louis Bacon）身价21亿美金，曾在纽约长岛海湾买了私人岛屿，给岛上的每只乌龟都装上传感器，以方便观察它们交配。
与此相比，这两年国内基金大跃进催生出的80后甚至90后基金经理们，目前还处于操心学区房和“小升初”的初级阶段。
唯独在“学历密度”这方面，中国资管行业已经赶英超美。“陆家嘴懂半导体的比张江还多”也许是个段子，但学霸云集的确是国内基金一大特征。王兴曾说中国的本科率只有4%，其实基金经理的本科率也只有4%——剩下的96%是硕士和博士。
基金们不光看重学历高低，还青睐名校背景——985只能保证HR不把简历直接扔垃圾桶，清北复交的本科才是“硬通货”。前段时间比较热门的几位基金经理：易方达张坤、景顺长城刘彦春、中欧葛兰、广发刘格菘等都是出身清华。
学霸密集的背后，是基金行业的另一个残酷的事实：名校背景只是筛选聪明人的一个手段，而聪明仅是决定投资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一（而且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够把智商和学历上的优势反映到净值曲线上的，少之又少。
中国公募基金诞生以来的20多年，粗略估计有超过10000人担任过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真正帮客户跑赢通胀的并不多。而如果从中选出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出圈”、甚至引发全民追捧的，那么候选人大概就只剩下了四位：
王亚伟、任泽松、陈光明、张坤。
尽管在2015年11月杭州湾跨海大桥上的那场惊天追捕之前，中国股民眼中的“神”一直在私募，而非公募。但相比于很多“有钱也买不到”的明星私募基金经理，出身人人皆可申购的公募的上述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一哥”。
在这个天生自然卷的行业里，勤奋和聪明是底线要求，无法解释一个人的成功。一代版本一代神的背后，他们究竟是如何成长为“一哥”的？
中国公募基金的第一代顶流，是一个对新基民来说有点陌生的名字——王亚伟。
公募基金这个行当，有一个出镜率很高的词汇：拉长来看。一年周期基本不够看，三年五年周期属于基本操作，十年也只能勉强够得上“弹指一挥间”。但作为21世纪中国基金行业第一个超级明星，王亚伟创造了一个几乎不会被超越的纪录：
从2005年12月31日到2012年5月的六个完整自然年度里，他管理的华夏大盘精选拿过两次冠军、一次亚军，最差的一年也是全市场第26名。势头最猛的2007年，王亚伟以226.24%的收益率登顶全球基金经理业绩第二。
王亚伟任职期间华夏大盘每年收益率及排名
在王亚伟的鼎盛年代，他调研哪家公司，哪家公司就先涨为敬，甚至有时王亚伟本人还没有出发，消息就已经传导到公司股价上。无论是实打实的回报率，还是散户与媒体的如影随影，都是如今很难再出现的场景。
而更难以被复制的，是王亚伟身处的年代。
1989年，王亚伟以安徽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清华电子系。在他大二那一年，上交所、深交所正式设立，证券投资的兴起引发了他的兴趣，便开始选修经济学。毕业时他拿到了清华经管的双学位，辗转去了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上班，租住在东四半地下室。
1998年，海外宏观对冲基金围剿亚洲金融市场，冲击之巨大，让国内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设立中国基金业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随后，被业内称为“老十家”的基金公司陆续诞生。原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的总经理范勇宏，带着旧部下王亚伟筹建的华夏基金，就是其中之一。
同年四月，白酒龙头五粮液上市，王亚伟在45元左右买入70万股，短短一周浮盈千万。他决定等股价涨到70元，就全部抛光，偏偏五粮液摸高69.8元后便一路阴跌。两个月后，王亚伟在47元附近全部卖出，原本近1800万的浮盈，因区区0.2元之差化为乌有。
2001年茅台上市，王亚伟又重仓买入，结果深套两年后，他在20元的历史最低点，割肉了这只日后的四百倍牛股。
一直到2005年，王亚伟都没有找到价值投资的感觉。作为当年提拔王亚伟的伯乐，范勇宏说服王亚伟暂且放下投资，去美国沃顿商学院“脱产学习”一段时间。这三个月的学习，让王亚伟打开了思路，发现了那个年代最值钱的资产——重组股。
2006年三季度，一家名为岳阳兴长的湖南化工企业出现在了王亚伟的持仓中，总市值不足20亿。为了满足基金合同规定，华夏大盘精选专门以通讯方式召开持有人大会，修改基金合同，把大盘股的定义修改为总市值不低于15亿元的股票。
12月末，岳阳兴长宣布因重组停牌，次年2月公告与湖南高桥公司达成重组意向。期间公司又与“胃病疫苗”保持着暧昧的研发关系，手法和让人关灯吃面的重庆啤酒别无二致。复牌后的岳阳长兴连续10个涨停板，早已埋伏其中的王亚伟一战成名。整个2007年，他以领先第二名35%的成绩，登顶公募股票冠军。
从此，王亚伟开启了无人能敌的业绩神话。在那个大量国有企业进行股改的年代，王亚伟站在风口上接连押中ST广厦、ST昌河、峨眉山A、云铝股份、乐凯胶片、广钢股份等等重组概念，基金收益率一路高歌猛进。
到2012年时，王亚伟已经以年化49%的业绩，成为基金史上第一个为持有人创造了10倍收益的基金经理。
伴随王亚伟成名的是A股一段极富特色的旅途：IPO审批制下，A股上市流程又长又慢，排队的企业在证监会门口望不到尽头，堰塞湖之下催生出了囤货居奇的“壳资源”。一些公司为了加速上市，便通过资产注入的方式，买下经营陷入危机的上市公司，即所谓“借壳”，A股也因此蕴藏着很多“乌鸡变凤凰”的机会。
买重组，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赚钱的投资策略。
王亚伟对投资重组股毫不避讳，“我关注重组股，是因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蕴藏着很多投资机会，对此视而不见是不负责任的[1]。”王亚伟这个话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从众多徘徊在退市边缘的公司中，找到会被人出手进行资产重组的票？
被封神的另一面，这种又准又狠又极其不透明的重组投资，让王亚伟的成功始终伴随着争议。后来，徐翔一度惺惺相惜：“如果王亚伟是靠内幕信息成名，市场每天各种传闻，其他人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方法出名？如果王亚伟是靠抬轿子成名，那么多年，这么多管理资产超过千亿的基金公司，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砸出一个王亚伟[2]？“
一边是甚嚣尘上的争议，一边是如影随形的舆论，最终成为促使王亚伟离开公募的重要原因。2012年5月7日，华夏基金以公告的方式，宣告了王亚伟的离职。
那一天，各路财经记者们早早赶到金融大街33号12层华夏基金总部，试图在人满为患的大会议室里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王亚伟主动站到话筒前，召开了当天下午的媒体记者会，花了很长的篇幅传递自己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外界关注太高，让我压力很大。我不希望媒体对我买的股票进行报道，不希望散户因为我买了一只股票就跟着投资，他们因此赔了钱会让我感到不安……只报道基金经理买了某只股票，对于不太懂投资的读者而言，是弊大于利的[3]。“
和王亚伟一起偃旗息鼓的，还有那个“重组造英雄”的时代。
2012年10月，离职近半年的王亚伟在深圳低调注册了私募基金千合资本。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其首只产品“外贸信托-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计划”认购门槛足足有2000万，最终募资15亿人民币，“千纸鹤1号”的认购门槛也高达1000万元[8]。
遗憾的是，初代公募一哥王亚伟的私募生涯虽起于高光，但当重组的年代渐行渐远时，他身上的光环也逐渐黯淡。
王亚伟在记者会上宣布离职，2012年
此后几年，王亚伟的私募产品认购门槛一路下滑，昀沣4号为300万元，“中铁宝盈祥云1号”再次降到了100万元，与绝大多数私募产品齐平。2019年1月，王亚伟还因为以日薪100元招聘量化投资助理，引起了市场关注，一度被解读为投资风格转向[6]。
但一哥缺位的日子注定不会太久。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哪里有牛市，哪里就有带头大哥。
王亚伟离任后，公募基金的第一个神话在2012年低迷的行情中画下句号，就连股票基金的发展也随之裹足不前。同一时期，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异军突起，当时最受瞩目的股票基金经理，还是因“老鼠仓”涉案金额高达10.5亿而引起轩然大波的马乐。
媒体报道马乐老鼠仓案
收益的低迷偏逢惊天老鼠仓，信任危机之下的公募行业急需寻找下一个“明星”，来为专业机构的阿尔法代言。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就找到了王亚伟的继任者：以绵阳高考状元身份进入清华学生物的80后学霸任泽松。
作为“四大天坑”专业之一的生物，反倒为公募行业输送了不少顶级人才，光是清华2008届生物系硕士，就先后诞生了任泽松和张坤两位顶级基金经理。相比张坤苦守茅台，任泽松入行之初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进程：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下滑。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决策层接连出台宽松政策，大小盘股也因此呈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分化。反映到二级市场，2013年，创业板指数从年初的700点一路飙涨，十个月的时间翻了一番，同期沪深两市综合指数还在亏钱。
这种急剧的风格变化下，年仅28岁的任泽松在2012年底挂名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基金经理，重点挖掘创业板中符合“战略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2013年，任泽松的基金全年净值增长80.38%，远超同类16.33%的平均涨幅。
当年7月，共同管理这只基金的厉建超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卸任，不到30岁的任泽松走马上任第一年就独享股基冠军，堪称梦幻开局。
公募基金的年度冠军一般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陷入“冠军魔咒”，一年走牛一年走熊，然后被市场遗忘；一种是打破冠军魔咒，只要保持业绩领先，加冕“公募一哥”宝座。
2014年春节后，创业板指又开了一次过山车，起起落落回到原点。背负着“冠军魔咒”和信任压力的任泽松，反倒凭借东方网力（现ST网力）、尔康制药、博腾股份、旋极信息等独门重仓股的暴涨，排名市场全年前4%，一战封神。
也许是为了避免让任泽松“公而优则私”，自己去开私募，总部在北京的中邮基金，直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任泽松投资工作室”，颇有流量明星的感觉。人事管理、产品设计、风控合规的权力统统下放，相当于让基金经理直接在公司里开办自己的小团队。
2015年3月24日，任泽松投资工作室在轰轰烈烈的大牛市里正式挂牌成立。在面对《证券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没有亲历过熊市的任泽松，对形势一片大好的创业板仍然信心满满：
“这次股市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资产第二次再分配，第一次是十年前的房地产。十年前到现在房子涨了10倍，可能涨到3、4倍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唱空房地产，但最后涨了10倍，现在的创业板也是，从底部起来到现在涨4倍，很多人都说有泡沫。也许以后你回过头来看，发现现在还在山脚下[4]。“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是我玩的大，是你们格局小。
2015年上半年，任泽松不仅是公募的排头兵，还是乐视网的头号拥趸。作为全市场持有乐视网最多的公募基金经理，任泽松的业绩随着乐视网的爆发，半年飙涨150%。2015年5月11日，任泽松在大牛市光辉灿烂的顶点，发行了新基金中邮信息产业，一日募集破百亿。
事实上，彼时创业板泡沫破裂的危机已经若隐若现，各大上市公司通过兼并、收购、高位定增等方式做大公司市值，也有很多创业公司继续通过借壳的方式登陆A股市场。当时，市场上已经有不少声音预警，兴全基金就在2015年一季度报告中这样描述[18]：
“活跃的资本市场对促进直接融资和经济转型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同样认为，近来高歌猛进的市场表现低估了改革的难度，忽视了转型的艰辛和可能经受的苦痛。”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收手吧，阿祖，外面全是警察。
之后便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泡沫破裂的悲伤六月、熔断来袭的恐慌新年、下周始终没回国的贾会计，让任泽松的悲伤逆流成河。2017年，腾讯的联合创始人曾李青在乐视危机发酵之际发了一个朋友圈：
“对这么明显的庞氏骗局都不能看出来的，不配在投资圈混，也不适合创业……所有买过乐视股票的基金经理、参与乐视其他项目投资的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你们在这个行业的生涯估计也险了。”
虽然没有点名任泽松，但他的职业生涯确实也摇摇欲坠。刚为乐视网的梦想心碎完，爱股尔康制药财务造假落得实锤，重押宣亚国际蛇吞象又中道崩殂……持仓股一个个成为市场避之不及的大雷，任泽松只能眼看着自己在2017年业绩垫底而无能为力。
双创时代的疯狂在于，很多人自以为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便以为超速驾驶不是问题。创业板指至今没有回到4037的历史大顶，中邮战略新兴产业的历史最高净值至今仍停留在2015年6月3日；而牛市里买了任泽松新基的人们，等来的不是回本，而是任泽松的一纸离任公告。
2018年年中，任泽松在争议之中离开了中邮基金。在面对媒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太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5]。“
2016年5月，熔断后的市场惊魂甫定，公募基金一片狼藉之时，一篇名为《价值投资正当时》的演讲稿在微信群之间竞相传阅。刚刚经历了价值毁灭的人们，对价值投资虽然冷嘲热讽，又期待市场被其拯救。
演讲稿的作者是东证资管前董事长陈光明。和王亚伟一样，陈光明也曾赴美进修，只不过前者在沃顿商学院顿悟：投资不能拘泥于价值投资，要灵活多元，回国后迅速成为A股市场押注重组的代表；后者跑去哥大访学，回国之后却开始坚定不移搞价投。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商学院在投资理念方面，也有路线斗争。
在王亚伟和任泽松呼风唤雨的十年里，陈光明的名字很少被人提起，每年的短期业绩也没有出奇之处。2015年，整个市场为创业板而窒息的时候，陈光明却在一个大盘股身上焦灼地履行“积极股东主义”。他喜欢买优秀的管理层，但重仓的万科却深陷“宝万之争”的泥潭中。
7月，市场还在经历惨烈的杀跌，宝能系趁虚而入举牌万科。陈光明飞赴深圳调研，表示自己对管理层的支持，提醒公司“注意举牌的后续发展”。此后事件升级，宝能提出要罢免万科全体董事和管理层，陈光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一度联系报社预约版面，尝试刊发支持管理层的公开信，向“野蛮人“宝能施压。
陈光明事后回应：“很多关心我们的朋友和机构都说干嘛去这趟浑水。但我们很坚定……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优秀的管理团队是企业最宝贵的核心资源，作为机构投资者应该站出来支持管理层[7]。”
2016年最后一个月，在证监会对险资举牌的定性谴责中，指数又经历了一轮下跌。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留下了一句可以载入中国证券业史册的喊话：“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8]。“
在横扫一切土豪妖精害人精的强监管之下，2017年的A股绝处逢生，被兴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张忆东定义为股票中“京沪学区房”的核心资产，率先走出阴霾。
从指数上看，这一年的A股很难说是牛市还是熊市。上证综指全年上涨7%，但超过76%的个股下跌，全部个股的收益率中位数是-20%，但代表“核心资产”的上证50却上涨25%。核心的驱动因素除了外资扫货，龙头大白马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受益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ROE明显回升。站在“好公司”这一边的陈光明，大获全胜。
陈光明
这一年，陈光明的代表产品东方红4号重仓了一批A股大白马，净值上涨66.19%，超越沪深300指数涨幅40多个百分点。此外，2016年就发现港股处在价值洼地的陈光明，早早南下把吉利汽车买到了第一大重仓股的位置，而吉利也不负所望，单年度贡献了277.03%的涨幅。
除了陈光明，林鹏管理的公募产品东方红睿华沪港深、东方红中国优势、东方红睿元也包揽了2017年主动型基金前三甲。打开他们的重仓组合，伊利股份、吉利汽车、海康威视、隆基股份、美的集团、恒瑞医药等公司，无一不是细分行业龙头。
A股股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公司，才是赚大钱的主角，不靠概念和重组，东方红靠“幸运的行业+能干的管理层+合理的价格”，利落拿下白马行情，也让市场看到了他们在价值投资上的言行合一。
严格意义上来说，陈光明主攻券商集合资管，而非东方红公募系列产品，“公募一哥”的称呼未必准确，但精准地形容了他的影响力。
十年前，一批头部基金公司几乎与东方红同时开始喊出“价值投资”、“基本面研究”的口号，但十年后，只有东方红用业绩和持仓，真正贴上了价值投资的标签。另一方面，与王亚伟、任泽松在争议中奔私不同，陈光明几乎是在2017年底最高光的时刻，选择激流勇退，辞去了东证资管董事长的职位。
2018年，他找来自己曾经的老师，后赴兴全任副总经理的傅鹏博，火速申请下一张极其宝贵的个人系公募牌照，此后新成立的睿远基金，但凡出手，便是爆款。
一演讲就10万+的陈光明，此后越来越少出现在公开场合。深谙与舆论相处之道的陈光明，没有挂帅公募基金，而是把自己的名字隐藏在了专户（类私募）中，一来更有益于做绝对收益，二来也不会因为持仓信息频繁上新闻，引来不必要的跟风。
高光过后的陈光明，隐身嘉里城，深藏功与名。即将迎来大浪潮的公募，需要寻找新的一哥。
陈光明离开东方红不久，A股就进入了惨淡的2018，贸易战和去杠杆的双重打击下，公募基金的日子也不好过，基民们纷纷用钱投票，逃离亏损现场。
当上市公司们在2018年四季度财务报告中集体计提商誉减值，挖下业绩大坑，把沪深300指数一路打击到2019年1月的2935点时，一场新的牛市已经在遍地哀鸿中酝酿成型。两年多的时间里，沪深300上涨了78.16%，公募基金否极泰来。
2019年，刘格菘凭借广发双擎升级以122%的收益斩获冠军。2020年，疫情之下的市场得益于宽松的流动性再度爆发，极端的分化让公募基金在个股的收益率中位数只有3%的情况下，斩获59%的收益率中位数。而翻倍的基金多达121个，其中农银汇理的年轻基金经理赵诣凭借对新能源的精准押注，一举包揽前四名。
资管新规打破刚兑的政策引导、地产行业的监管加码叠加整体业绩的大爆发，让公募基金在2020年迎来了量价齐升的火热行情。但这一次，人们似乎对年度冠军已经脱敏，最终用真金白银买出来的“公募一哥”，不是刘格菘，也不是赵诣，而是从没有拿过短跑冠军的张坤。
2020年基金年报公布后，中国基金行业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0万亿，也诞生了第一位管理规模破千亿的权益基金经理——张坤。
虽然他从来没有在一年期的比赛中拿下胜利，但从2012年9月28日履职易方达中小盘基金经理后，这只管理时间最长的基金已经创造了超过7倍的回报。凭借任期27%的年化，张坤的长跑业绩在同行当中数一数二。
在混沌的股票市场里，业绩的积累，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流量的爆发，只需要一点助推。
预见了白酒股爆发的张坤，却没有预见到自己会成为第一个拥有后援会和微博超话的基金经理。因与流量明星蔡徐坤撞了一个“坤”字，“坤坤勇敢飞，ikun永相随；坤坤不老，蓝筹到老”的粉圈话术，让他迅速出圈。甚至由于支付宝上关注他基金的人群较多，讨论区至今还是互联网青年们的大型相亲现场。
但喧闹的环境，未必是这位清华学霸的温柔乡。
2015年，清华同届校友任泽松在创业板上风生水起、坐稳彼一时的“公募一哥”。而当年易方达最成功的基金经理，是力压任泽松，在全通教育、石基信息、东方财富等股票上疯狂博弈的宋昆，他以12倍的换手斩获172%的收益，拿下2015年业绩冠军。
彼时，当了三年多基金经理的张坤，每年不是跑输沪深300，就是跑输同类平均。
处于业绩低谷的张坤，跟着自己的前辈蔡海洪搬到了研究部一个冷清到只有四个人的小角落，除了蔡海洪和张坤，剩下的两个人是廖振华和萧楠。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中，除了不爱说话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业绩挣扎。
但六年后再回首，命运迥然。当年的宋昆已不见踪影，奔私的任泽松也没再激起水花。曾经在安静的角落里默默读书的四个投资经理——蔡海洪和廖振华如今已是百亿私募睿璞的合伙人，张坤和萧楠则伴随易方达在公募行业的登顶，成为了公司的两张王牌。
在大盘股最不受待见的2013年至2015年间，张坤依然重仓诸如茅台、五粮液、老窖、伊利等上市公司，坚持自己的选股逻辑。各路牛鬼蛇神梦魇狂奔的2015年，并不是他第一次对抗市场的压力。
2013年，刚当上基金经理没多久的张坤就开始大手笔建仓茅台，但是塑化剂和三公政策利空下，茅台一路阴跌。市场前脚刚把茅台价格打下来，张坤后脚就加满仓位。整个2013年茅台股价从200多腰斩，但执着的张坤，在当年易方达中小盘总规模不过20多亿时，累计买入了2.36亿的茅台。
在白酒这个极其特殊的供给上，王亚伟两次折戟，张坤却不依不饶地重仓茅台8年、五粮液7年、泸州老窖5年半；尽管极致的行业风格让不少人担心组合失衡，但张坤的理由是，“好东西你也要配够量才好[10]。”
这种高举高打的做法，让张坤的基金成为了“核心资产归来”过程中的最大赢家之一。2019年之后，被贸易战和去杠杆中断的分化行情接着奏乐接着舞，盈利稳定的消费龙头独得机构的长情。茅台一路向上突破2万亿市值，五粮液7年上涨15倍，泸州老窖也在张坤持有的5年中录得10倍多的涨幅。
2021年上海高考作为题目只有短短一行字：有人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才能被人们认识；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这似乎是对两代“公募一哥”的疯狂暗示——在张坤的持仓里，白酒开出了时间的玫瑰；但对于王亚伟来说，浮亏耗尽了他最后的耐心。
说到底，白酒还是那些白酒，只是人们对“好”的定义变了。以前玩重组虽说胜率低但赔率高，如今捧白酒捧的就是高胜率。毕竟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确定性高才是真的好。
审美的变化，也让张坤不再是2013年默默无闻的张坤。敢重仓、抵换手、高胜率的选股策略，让很多基金研究者把张坤看作是中国“最像巴菲特”的人。络绎不绝的机构希望请到张坤路演，但除了社保基金外，大部分的邀请都被张坤以“专注研究”为由而谢绝。
“安安静静做投资是多大的幸福[11]。”这位新任“公募一哥”成为基金届的流量之王后发出的感慨，与当年王亚伟离职时的自白如出一辙，但仍然挡不住同样的历史再度上演。
2021年3月26日中午，张坤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医学的调研纪要上，虽然只是视频会议的形式，但千亿规模后首次现身上市公司调研的新闻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怀抱着“建仓建在千亿张坤之前”的资金们，直接把午后的国际医学推向涨停。
在一个个人投资者占比仍然很高的结构里，“一哥”被抄作业是必然的事情。流量之巅，身不由己的压力，历来也是“公募一哥”这顶王冠的题中之义。聚光灯之下，王亚伟、任泽松、陈光明，不是做私募就是做专户。
未来，张坤的选择又会是什么？
尽管听起来很俗，但不得不说的是：每一代的“公募一哥”所斩获的成就，固然离不开个人努力，但更多的是踏中市场风格的“历史进程”。
王亚伟的神话业绩，与股权分置改革年代下，大量的重组的机会密不可分。王亚伟掌舵的华夏大盘精选，在2007年之后再未开放申购，也与其投资风格需要控制资金规模有关。
任泽松的成败，是双创时代从亢奋走向疯狂，继而走向幻灭的见证。诞生于2012年底的成长股大牛市，除了为全民普及了“市梦率”这个词，给中国科技行业带来的真正助益其实很有限。
陈光明立下的价投标杆，得益于供给侧改革进程中市场对“核心资产”的价值再发现，也是价值投资渐成主流的“定价红利”；而市场对张坤的追逐，则是进入正反馈的公募对护城河和确定性的“偏爱”。
身在王亚伟时代的“张坤”们注定汲汲无名，而在如今的这个属于张坤的时代，“王亚伟”们也只能接受黯淡。
公募一哥轮流登场，或有高光、或有坎坷、或有唏嘘，中国证券市场也在风霜雨雪中几经沉浮。无论他们的最终归宿何方，他们都曾是被一个个时代选中的幸运儿。
时代创造了英雄，英雄却无法改变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