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红人节|金麒麟基金大V评选 百位大咖入围→投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引发热议，足见人口问题之重要。本文聚焦中国老龄化进程如何通过供需双侧影响经济增长，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原文刊载于《比较》第113辑，全文见财新网。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21世纪的全球大趋势。联合国预测数据表明，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为25.9%，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为12.1%。虽然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目前仅为5.7%，但是也将迅速赶超上来[除非专门注释，本文使用的人口预测数均引自联合国（UN，2015）]。作为一个处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国家，中国在人口老龄化方面并不置身事外，但是也有三个特点：其一，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其二，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其三，未富先老的独特表现。
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这是因为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状况与趋势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要么是正面的，要么是负面的。经济学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尝试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予以理论化。下面，我们根据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具有紧密相关性这两个原则，简述三个重要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分别揭示在相继发生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与之重叠的人口转变阶段上，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制约。
贫困陷阱理论描述的是一种人口增长过度和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不发达状况。作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学者，马尔萨斯（Malthus，1996）假设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食物生产仅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最终只能依靠饥馑、战争、疾病或政策干预等方式抑制人口增长。基于这一马尔萨斯传统，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不发达状况看作一种恶性循环或贫困陷阱。在人口增长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增长的情况下，生产率、产出和收入都十分低下，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足以保障全部人口在最低生存水平以上的生计，也不足以支撑简单再生产必要水平的储蓄。因此，这种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导致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状况（Bass，2009）。
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红利理论认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产生人口红利（Bloom et al.，2003）。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更快增长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这对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因而形成更高的GDP潜在增长率（Cai，2016，第 4章）。作为这一理论的一种补充，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把现代经济部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看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Lewis，1954）。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劳动年龄人口更快增长的结果，并且这一特征很好地刻画了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禀赋，因此，这两种理论假说在解释后起国家的赶超潜力时具有相互补充的意义。
长期停滞理论指出，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凯恩斯（Keynes，1978）虽然承认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度增长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结论，但他同时警告，停滞的人口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灾难性后果。遵循相同的思想脉络，汉森（Hansen，2004）最早使用“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个用语表述停滞的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萨默斯（Summers，2016，2018）指出，至少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就陷入长期停滞，表现为低长期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
长期停滞既是供给侧现象也是需求侧现象。虽然萨默斯把长期停滞归咎为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需求不足问题（Summers，2018），但是，他和合作者概括的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渠道，实际上指出了长期停滞问题的原因，从本源上就是供给侧问题（Eggertsson et al.，2019）。根据理论预期和现实经验，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两个事实。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短缺、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减弱，这些因素共同削弱经济增长潜力。第二，总人口的减少降低投资意愿和消费倾向，导致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供给侧冲击主要表现为潜在增长率不可逆转地下降，总人口减少造成的需求侧冲击很可能会造成经常出现增长缺口，即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能力的情形。
在过去40余年经历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先后跨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目前正在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减速的供给侧挑战。由于总人口预计在不久后达到峰值，中国必须做好应对需求侧冲击的准备。本文将从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开始，进而考察这两个转折点如何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后讨论政策含义并提出改革建议。
中国的老龄化：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
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主要原因。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经历迅速和大幅度下降之后，自1992年以来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的数据，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7.4岁，6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21.1岁，都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除了遵循一般路径之外，中国的老龄化过程还有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与世界总体及主要国家组别相比，中国的老龄化进程都是最快的。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5—205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这个比重的世界平均提高速度为1.53%，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9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7%，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9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44%。
其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这个地位将长期保持。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预计将从2020年的18.1%显著降低到2055年的13.2%，同期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仅仅从23.4%降低到22.6%，使得中国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最后，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即老龄化程度在世界排位远远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0262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3.5%，但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在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7.5%，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12.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4.1%。这一特征将长期保持不变。2035年，中国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预计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届时，按照2019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预计达到中位预测的21730美元或高位预测的22999美元（李雪松等，2020），均大幅低于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4540美元）。
人口老龄化过程并非波澜不惊，而是按照必然性先后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每一次都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中国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于2010年发生，以15—59岁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该组人口总量在2010—2020年间减少2349万。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的第二个转折点预计在2020—2030年间发生，以总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图1展示了中国人口两个转折点的到达年份。从中可见，联合国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对中国人口进行的预测中，对总人口峰值的预测有差别，其中2019年的预测由于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过于乐观，预测的人口峰值时间延迟到2030年。然而，如果把联合国的预测数与中国人口迄今为止的实际数相比，我们或许应该立足于一个更早到来的人口峰值。
在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期间，即2010年到2025—2030年期间，中国同时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过渡。这期间，不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经济增长也将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严峻挑战。正如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关于“门槛效应”的假说建议的那样（蔡昉，2019），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为关键，其间的发展具有不进则退的性质。
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把伴随着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出现的人口特征变化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我们曾经估算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潜在增长率（Cai and Lu，2013），估计结果可以十分贴切地叙述人口红利从出现到消失、经济增长从加速到减速的全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阐释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如何通过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变化，从供给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蔡昉，2016）。总的结论是，正如老龄化本身不可逆转一样，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模式也终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供给侧冲击，也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挑战。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具有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因而主要由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传统产业比较优势弱化，无论是从理论预期，还是从国际教训，以及中国的现实，我们都应该对造成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的两种现象有所警惕。
第一是部门内的资源配置僵化现象。传统比较优势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改善生产率保持竞争力。但是，最终的结果需要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决定。这时，许多竞争力不够的企业便以稳定就业为借口寻求政府保护，还有一些企业也努力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期冀可以免于在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其结果便是大量低效率企业得以生存，甚至滋生数量和规模皆可观的“僵尸企业”，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被压低。
第二是部门间的资源配置“逆库兹涅茨化”(库兹涅茨指出，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结构变化，遵循的是生产率提高原则。因此，与这个原则相背离的资源配置，可以被称为“逆库兹涅茨化”)。比较优势下降对于部门来说，意味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萎缩。具体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导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产生制造业竞争力被削弱的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2.5%下降到2018年的29.4%。制造业增长的相对滞后则意味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该部门向服务业的转移。由于中国的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生产率不仅远高于农业，也显著高于服务业，因此，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是违背生产率提高原则的。
在转向关于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将如何从需求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关系。把估计的潜在增长率与同一期间的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并观察两者差异导致的产出缺口（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减得出的百分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口转折点如何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的认识（表1）。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实际增长率总体上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把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进行逐年比较的话（参见图2，其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的百分点之和即为实际GDP增长率），可以发现，2010年之前的产出缺口，无论是正缺口还是负缺口，均显著大于2011年之后的情形。由此可以观察到两个现象。其一，2010年之前较大的产出缺口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大波动的结果。其二，经济增长减速后并没有发生显著的需求侧冲击现象。不过，随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的临近和到来，后一种情况即将发生变化。虽然第二个人口转折点也会造成供给侧冲击，即像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一样进一步降低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一次冲击将更突出地表现在需求侧。正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需求因素将经历长期的弱化趋势，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
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中国尚未到达其人口峰值，前述潜在风险终究只是一种假设的情景。不过，除了理论上符合逻辑的论证之外，人口因素对需求的“三驾马车”，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影响已经可以在现实中得到观察。正如图2所示，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与表现为各需求因素贡献率加总的实际增长率严格吻合，就意味着需求因素的预期下降已经实际发生。
人口因素对供给侧增长潜力的影响，也会转化为对需求侧的冲击。首先，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必然相应地削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企业扩大生产活动的意愿。其次，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会加速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促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转移，并相应降低出口增长率。最后，整体经济从而就业和财产收入的增长减速会相应减少居民消费。在此之外，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还会更直接地对需求因素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的人口增长趋缓状况以及即将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可能会以三种效应减少消费数量、降低消费倾向。第一是人口规模效应。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更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消费增长减速，而人口规模的负增长也就等同于消费者数量的减少。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老年人消费较少以及就业人群缴纳社保负担重，将从宏观层面降低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被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却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并且还常常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这必然加剧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趋势[蔡昉和王美艳（2021）利用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据，对这三种效应，特别是年龄结构效应进行了经验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分析说明，一个国家在经过老龄化过程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使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中国已经跨过了这个转折点，也经历了潜在增长率以及实际增长率的持续下行。接下来，一个国家终究要经过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负增长将产生削弱各种需求因素的效果，可能造成总需求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实现其潜力的情形，形成经常性的负产出缺口。中国尚未到达这个转折点，但是，已经经历过两个转折点的国家如日本，可以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图3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的GDP增长和产出缺口，集中揭示了日本经济遭遇从人口红利消失到减速、从供给侧冲击到需求侧冲击的全过程。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其第一个人口转折点。面对供给侧冲击，日本经济未能良好应对，其第一个“失去的十年”突出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甚至是负的（理查德·达舍等，2017，图2）。日本于2009年到达人口峰值并于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同步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当年的GDP增长率为-5.4%。而且，在日本经济减速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潜在增长率逐年降低，实际增长率也经常不能达到增长潜力，出现负产出缺口成为常态。
政策含义和政策建议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不可逆的规律性现象，因此，老龄化过程无法阻止。在中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政策生育率（即针对不同人群政策允许生育孩子的总和生育率）是1.5，而那时的实际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5以下。这既说明生育率下降有着比生育政策更深层的经济社会驱动力，也足以使我们预见，生育政策调整不太可能对生育率提高和人口增长产生实质性的促进效果。例如，2014年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仅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年的4.9‰提高到5.2‰；2016年出台的“全面二孩”政策，仅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年的5.0‰提高到5.9‰。随后都再次进入迅速下降的轨道，2019年下降到3.3‰，系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毋庸置疑，取消对中国家庭生育孩子数的政策限制，既符合人民意愿也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取向。然而，我们不能指望有什么万应灵药，能够实质性地提高生育率和延缓人口老龄化。因此，以下我们主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结合供给侧和需求侧及其相互促进关系，提出如何在老龄化条件下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在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模式不再能够支撑合理增长速度的条件下，亟待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潜在增长率。为了阻止妨碍生产率提高的部门内资源配置僵化，需要从改革出发，在实施产业政策中强化竞争性原则，营造创造性破坏环境，打破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消除行业进入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效的企业退出机制。避免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逆库兹涅茨化妨碍生产率提高，出路同样是改革。为了赢得时间以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在诸如户籍制度这样的领域推进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促进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稳定传统增长动能，尽可能使新的生产率提高效果抵偿甚至超过生产率下降的因素。
在需求侧，关键是挖掘居民消费的潜力，稳定和扩大需求因素，以保障潜在增长率的实现。虽然需求因素包括净出口、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三个方面，但是，在世界经济处于长期停滞、逆全球化趋势上升、技术和供应链脱钩等环境下，外需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样强劲；投资需求的潜力是存在的，但是总体上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而趋弱。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提高潜力。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从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显著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入手。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保持同步，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这个同步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城乡之间和收入主体之间的差距。国际经验表明，收入差距缩小到比较合理的水平，譬如基尼系数在0.4以下，需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政策。固然，更具累进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是符合规律并且效果立竿见影的再分配手段，然而，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紧迫问题，应该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着手。
社会保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更具有针对性和紧迫性。目前中国人有9.7亿得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其中55.0%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是农村居民和城镇没有工作者或农民工。其他的45.0%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其中也分为两种类型：大约87.2%为企业职工，其余部分系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不同类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待遇上的差别，特别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鉴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具有自愿参加、低缴费率和各级政府补贴的特点，因此，从这个模式入手提高养老保险的普惠性，是在扩大覆盖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可选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