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将向何处去？

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全球需求大幅萎缩，供应链条阻断，国际贸易再受重创，全球化岌岌可危。现在，国内对这一点也是忧心忡忡。作为制造业出口大国，逆全球化对我们很不利，外需会遭遇持久性的重创。

短期来看，我们面临不小的挑战；从长远来看，我们又需要反思，我们想要从全球化中得到什么？非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吗？我们将向何处去？这篇文章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回答这个问题。

经济增长的本质

传统经济学范式喜欢模仿物理学，追求简洁、精确，但在回答现实问题时，又面临诸多局限。这一次，我们将换一个范式，用生物学范式来回答经济学问题。简-雅各布斯在《经济的本质》中，用生态系统类比，揭示了经济活动的本质：

一个生态系统可以被看作一条能量通过的管道，能量在通过管道的过程中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转化。重要的不是通过能量的多寡，而是在管道中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一些生态系统中并没有太多事情发生。阳光照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上，加热了砂砾和岩石，当夜幕降临，临时保留下的能量散发到了四周，快速、简单、易逝，没有留下能量通过的痕迹。在生命出现之前，大自然一直这样周而复始。

但是，在某些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流动绝不简单。森林是一个网络，由丰富多样、互相依存的生物组成，其运用能量的方式五花八门、曲折迂回。阳光被植物吸收和转化，并且在不同生物体之间传递，被重复地转化、组合和循环。在这种复杂的管道中，能量流动是缓慢而多向的。它在复杂的生命网络里留下了充分的痕迹。

根据雅各布斯的生态系统视角，可以把经济系统类比成一个生态系统，把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类比成阳光。有的经济系统像沙漠，守着大量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却毫无建树——能量进来再迅速地耗散，没留下多少痕迹；也有的经济系统像热带雨林，自然资源贫瘠（很多雨林的土壤并不肥沃），但是，商品种类丰富，分工复杂，有着复杂的能量管道，能量的流动缓慢而多向，最终创造了繁荣的经济和璀璨的文明。

所以，经济系统不能过于简单，需要迂回复杂，只有这样才能为劳动创造出更多的附着机会——形成增加值。这就好比，在同样的水量和泥沙含量下，蜿蜒曲折、分叉众多的河流更容易积攒泥沙。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制针厂的例子），仅从生产端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但硬币还有一面，商品的多样性意味着经济系统的复杂性，附加值链条蜿蜒曲折悠长，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奠定了繁荣的基础。

所以，一个持续增长的经济系统必须具备类似于分形的自我繁殖能力——多样性带来更多的多样性。

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提升。

参与国际贸易的好处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可以找到很多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案例，比如中国大陆、亚洲四小龙等。那么，一个封闭经济体从国际贸易获益的机制又是什么呢？

可以先做一个理想实验：在一个名叫S的沙漠城市里，储存着大量的石油，S只有石油，没有其他产业。当地居民是富有还是贫穷？It depends。如果S可以跟外界进行交易，那么，S可能很富有，为什么只是可能呢？如果外界处于农耕经济时代，S的石油就没啥用，依然贫穷。

贸易的结果是具有迷惑性的——S出口石油，进口大量的商品，人们会误以为石油天然具备巨大的价值。事实上，石油的价值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外部世界的产品越丰富，经济复杂程度越高，石油就越具有价值。

同理，黄金、海景房、家电、衬衫等物品的堆积也没有意义。这些单一商品的产地需要跟某一个复杂经济体勾连——输出商品，进口复杂性。

人们习惯于出口和进口总量的对比——顺差or逆差，却对出口和进口实质的比较不够重视。从经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复杂经济体定义了简单经济体出口的价格。只要简单经济体的本地经济复杂性没有发展起来，简单经济体就一直是复杂经济体的依附。

在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一书里，她有一个十分反直觉，但特别有洞察力的观点：

城市并不是农村进化的结果，相反，农村是城市职能分化或退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农村来自城市，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农村会不断地出口，被城市汲取营养，直到剩下残渣。

因此，作为简单经济体的农村必然是作为复杂经济体的城市的依附，它的存在是为了向城市出口某种商品，作为城市某个职能部门的延伸。

外围经济体（农村）则需要通过出口的形式，不断地利用中心的复杂性，获得出口式繁荣，一旦跟中心经济体失去联系，将彻底地衰败和消亡。

必然的抉择

除了得过且过、甘做复杂经济中心的依附之外，其实，还有第二条路可走，那就是利用复杂经济中心发展自己的本地经济。这条路并不好走，但必须去走：

附庸的唯一结局就是被别的附庸替代。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甚至已经被总结成专有名词——荷兰病，资源的诅咒，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等等。这些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他们太安逸于向中心国家购买复杂性，本地经济的复杂性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借助外力的行为也会压抑了本地复杂性的发展。借来的复杂性最终是要还的，一旦中心抛弃了它们，当地的经济将被打回原形。

于是，可以找到一个评价国际贸易安排是否有利于本国的标准：是否有利于本地经济复杂性的培育。如果不再有利于本地经济复杂性的提升，这种国际安排将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赚再多外汇，抢再多就业岗位，上再多的产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类似于：S城地底下有一堆石油，刚开始S城可以利用外部的复杂性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一旦外界不再需要S的石油，他们将迅速地反贫——本地经济的复杂性没有发展起来。

中国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满足于“来料加工”之类的简单劳务输出，而是，做了大量的“进口替代”和“自产自销”，把很多产业链条留在本国，提高国内价值链条的复杂性和迂回性，让劳动力有附着的基础。

重要的是复杂性。复杂性提升可以借力，但最终还是要靠本地经济的复杂性迭代。

提高经济复杂性的本质

对经济而言，人才是根本，人既是需求的创造者，也是供给的缔造者（人力资本）。村落经济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人太少。在人员稀少的地区，只有共性特别大的需求才会被满足，小众的产品不会被生产出来。

产品的供需具有很强的对偶性，他们是同时产生的。

所以，除技术因素之外，制约供需种类扩张的主要因素是市场深度，一旦市场深度扩张，新的产品供需将同时产生。

如上图所示，随着市场深度的扩大，商品供需的种类将指数级地增长（纵坐标为对数坐标），相应地当地GDP也将指数级增长。

那么，如何扩大市场深度呢？可以拿送外卖举例，在初始物流技术条件下，一个外卖店的销售半径为5公里，外卖店只能提供大众化的产品，客户也只能享用大众化的产品。假如技术提升使得销售半径提高到20公里，一个店能覆盖的面积扩大16倍——市场深度扩大16倍。于是，很多较为小众的产品可以生产了，并且客户的福利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可选择的产品种类大幅度提升。

显而易见，技术的提升很关键，它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也是城市经济比农村经济更复杂的原因——人数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所以，为了提高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更多种类的供需才会产生。

此外，在抗疫与复工之间的平衡中，我们也获得了不少反面的经验。为了抗疫，我们不得不扩大人和人之间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仅仅扩大到1.5米，经济就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仅是量上的，更是种类上的——旅游中断了，电影不能看了，餐饮萧条了。唯一顽强生存的，是线上交易，因为它不受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约束。

不是供给创造了需求，也不是需求创造了供给，而是某种距离的缩短使得某对供需值得被满足。

结束语

传统经济学范式是一种线性的思维范式，很符合人类的直觉——每个人都想赚更多的钱，整个国家和社会也想创造更多的GDP。但是，经济是一张关系网，增长的动力不仅仅在于数量的增长，更在于产品种类的丰富——各种稀奇古怪的需求被发掘出来，并被满足。

然而，产品种类的丰富受制于市场深度，市场深度又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换言之，就是技术条件以及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有巨大进步——移动支付的普及、物流系统的完善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消费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有人不无夸张地感慨：几乎可以在某宝上买到任何东西。

中国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了：降低本地的交易成本，提高本地经济的复杂性，扩大内需。进一步需要做的是，继续减税降费，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最终，本地经济的复杂性会继续提升，产生庞大的内需，源源不断向外辐射，成为新的复杂经济中心。

在新格局下，本地会一直存在贸易逆差，并且这种贸易逆差是有益的，因为本地输出的是复杂性（也是一种创新能力），只要这种复杂性不枯竭，外围简单经济体就需要一直保持对本地的顺差。

没有一个落后的村子会对城市保持逆差。

全球化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庞大的消费市场，复杂度很高的本地经济体系。在当下的阶段，中国已经很难通过外部来大幅提高自身的经济复杂性了——边际收益很低，没有必要为了出口而出口，相反，应该通过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的方式提高自身经济的复杂性，扩大内需，最终，它将消灭顺差获得逆差，向全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靠的不是制造业，而是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消费市场，中国要输出经济复杂性——创新。

ps：数据来自wind，图片来自网络

ps：简-雅各布斯《经济的本质》、《城市经济》

ps：亚当-斯密《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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